让文化回归乡土_新闻资讯

　　作者：李昇明

　　民族、土地和村落结合成一个社会，也是一个生命体，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很多离开故土的人，还常常回忆儿时的乡村生活。最近几年，有人听到了乡土发出的召唤，沉寂了几十年的乡村建设话题，又被人重新提起。隔了多少时间？大约有60年了。建设这个词语曾经是个时尚，民国时被广泛运用过。经过八年抗战，万里河山遍地是废墟，面临一个战后的中国重建问题。三年内战结束后，为了加快工业化步伐，选择了一个乡村向城市输血的体系，延续了30年，后来实行经济改革，乡村换成了以输出年轻劳力为主，成就了中国工业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又一个30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吓了一大跳，好山好水没有了，吃什么都不安全了，文化危机也来了，仍然有几千万农民没有脱贫。许许多多离开了乡村的年轻人，包括上了大学的，至少有三亿人是不想回乡村了，乡村人口的结构危机也出现了。在这个时候谈论乡村建设，已然是一件不得不做、还要做好的事情。

　　之所以说不得不做，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城乡差距以及基尼系数上升到史上最高的水平，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是上升到政治问题，有人不乐意听，以为和伟大成就不匹配。我们说说文化危机问题总可以吧？谈谈扶贫问题，也应该可以有。文化客厅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合办一期活动，也就是谈谈文化与扶贫的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给贫困地区的家庭一点粮食和一点小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会助长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不少地方出现越扶越贫的问题。这是一个心理问题，其实就是文化问题。每一次地震灾难后，扶贫基金会容易募集几个亿的钱，怎么运用好这些不太多、也不太少的钱？在灾后重建的地区做了一些试验，不断加以改进，把这些经验拿出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们走过的一条十年的美丽乡村之路。我也回顾一下梁漱溟、费孝通和晏阳初三位先生在乡村建设上的同与异，看看能谈出什么？

　　那些土地、村落、家族和事业，里面有一个文化在起作用。人们生活在一个文化体系里，乡村的房子也是如何做人的体现，长期以来我们的话语把文化抛在一边，常常离开了文化谈发展，结果一律是碎片。我想问问，发展不是为了做人还能为啥？这个逻辑关系是否能成立，我想从民国的三位先生的乡建足迹那里寻找一些依据，我专门研究其中一个人物，对其他两位先生有所思考。费先生明明白白地说过一个观点：农民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发展问题。我们说尊重客观规律，可是我们并没有认识规律，一味地猛搞。我比较倾向于他的观点，抓住了问题的命脉。现在有一些人到乡村去，寻找一些乡愁，也有人提出自己的乡建观点，有点像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希望他们在文化客厅里展示一下，讨论一下。经过一番联系，咨询五个有实践和研究经历的专家，他们的踊跃参与态度令人欣慰，还有人在关心乡村，大大超出我们的意料。乡村是孕育中华文化基因的地方，还没有完全消失，只要还有人关心，就不会失去希望。

　　文化客厅、一期一会，现在来到桂花香飘的八月，来到了第八期，获得了北京修实公益基金会的两年资助计划，选择在文化客厅共同签字。8月9日，修实基金会理事长李凤玲和文化客厅发起人李昇明的双手握在一起，在场的近50位朋友作为见证人。特别感谢马树新把我带进了坐落在西城的这个“美锦四合院”，文化客厅在这里筑巢引凤，谈论文化复兴的时代，结缘了诸多主讲嘉宾和新老文化朋友，今天大家又一起来关注文化与扶贫的问题，代表了部分社会关心的力量，如此拉开文化客厅八期的序幕。本期主持人是热心社会公益的中华女子学院的张洁老师，还带来两个学生帮忙。感谢北广传媒《公益北京频道》的王丹编导，全程记录下这次讨论乡村的活动。

　　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介绍，玉树地震后，他们资助一个村子，让藏区农民自己做决定，能做什么事情，由基金会出钱。村民决定买运输车，灾后重建的物质需要从青海省城运输到玉树，全程八百多公里，跑运输可以盈利。运输车都没有上牌，村民认为每辆车几万元一个牌照，舍不得出。有一辆车被扣了，村民把十几辆车开到交警那儿，说是扶贫基金会给我们买的车，让我们有条活路，你要扣我们的车，这些车你都扣了吧。结果可想而知，车牌一个没有上，跑了几年黑车，也没有人管了。村民有村民的办法解决问题，当年就盈利了，这些灾民分了粮食，还分了钞票。因为他们成立了合作社，每户人都有一股，开车的人有工资，灾民凭劳动重新挺立起来，不再是抱怨这个那个困难，可惜没有做整个村子的规划。这些扶贫路子，是扶贫基金会十年来一步步走出来的，从2004年开始，他们实施一个美丽乡村计划，帮助地震后的村民重建生活，有了三个升级版本。第一个版本是集中资源帮助村民，当外来的辅助的手撤走后，除了盖的房子还在，村民的生活没有改善，他们习惯了有人帮助。第二个版本是成立合作社，让村里的种蘑菇能人起带头作用，但是能人也害怕风险大，从外面选择能人，互相配合出了问题，村民还抱怨救灾应该是给点钱就行。第三个版本不仅成立合作社，给每家盖房子的时候，兼顾考虑发展民宿，开发利用当地的熊猫旅游资源，现在房子装修得很好，准备营业了。现在扶贫基金会已经摸索出了一套选择、规划、指导、经营的美丽乡村模式。可见有了实践才有发言权，这种分享很难得。

　　类似这样的实践，其他乡建人也在探索，乡建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不是有了比较成熟的观点？还不好说，有必要回顾一下民国的三位先生梁漱溟、费孝通和晏阳初，他们的乡建是怎么出发的，我们又是怎么出发的？先说说梁漱溟，19岁研究佛学，差点出了家，一个中学生毕业的人，被北大校长蔡元培破格聘任为教授，他的经典著作是《东西方文化与哲学》，再版了八次以上，把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分为三种文化类型，分别是注重前世、今世和后世。后来他从佛学转入儒学，写作了《中国文化要义》，他认为中国文化讲情意、西方文化讲知识，所以中国落后了，但是未来世界的最好文化是中国文化，他把知识变成行动，去做乡村自治的实践，守住乡村伦理，将来可以从农业导出工业。晏阳初先生是一个留洋学子，在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拿了学士和硕士学位，1920年一回国就投身平民教育，他读过私塾，后来有基督教背景，和上海基督教全国协会合作，从长沙实验开始，然后来到北京，与蔡元培和陶行知等发起中国平民教育总会，获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每个省抽出一个县进行试验，抗战结束后他还在中美农村技术合作所做负责人，他的主要路子是对应农民的愚、贫、弱、私等四大弊病，分别以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教育等四种手段去消化，想培育出中国新民。费孝通比他们两个年龄小十几岁，从小学到博士是新学背景，成名著作是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字是《一个村子的中国农民生活》)，是介绍中国农耕文化，希望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在他的眼中社会和文化没有什么差别，他有一句名言：从土地长出乡村工业，从乡村工业长出民族工业。他当过大右派，后来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说梁漱溟为了打通传统，晏阳初为了打通西方，俩人的努力没有什么对错，费孝通认为两者都重要，关键在于怎么变，提出文化转型的基本思想：文化自觉。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同，是中心的不同。后来人做乡村建设，暂且还超不出他们三人的格局。我最后表示，对待文化的态度，我支持费先生的改良主义。那些革命的态度让中国人付出了几代人急停急转的代价，至今还是迷茫的，谁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道路自信？

　　下半场是五个观点嘉宾的发言，设计专业出身的梁军老师谈了这半年来走访过80多个村子，觉得乡村的房子还是保留传统结构为好，农民还可以回到生态农业的道路，乡村建设以耕读文化为根基，发挥农民的、社会的、网络的各种力量。晏阳初研究专家张海英老师说，经历了几十年，我们又回到乡村建设的话题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才是值得思考的话题。晏阳初确实有基督教背景，她参与编辑了《晏阳初全集》(四集)，觉得这次的三位先生的对比研究开了个头，希望以后继续深化讨论。央企出身的实干家刘廿生说说自己在革命老区河北皋平县马兰村的养猪经历，皋平原来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群众基础是最好的，现在变化了，已经不是过去的农民，请各位乡建人做好吃苦头的思想准备。做杂志出身的杨平老师发起过阿拉善生态保护计划，对于扶贫工作有深刻的体会，认为过去和现在都不容易做成功，原因很复杂。曾经在中国最贫困地区定西当过领导的苗霞老师说，当年在定西工作时，恰好是费先生去定西的时候，后来他年年去，给当地提出的建议是比较讲道理的。反而是各种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每个人的调子都不一样，没有办法把政策落实下去。这五位观点嘉宾的发言各有特色，都是来自他们的实践，有些百家争鸣的味道，颇为受人喜欢。

　　夜幕在静静地降临，面对留守在会议室的文化朋友，我做一点最后的总结，感谢扶贫基金会刘文奎秘书长带来的《美丽乡村之旅》，他们这个公益组织基本没有什么负面新闻，做扶贫工作的人也是有情怀的，在美丽乡村道路上的体会是实实在在的，为这次文化客厅扶贫专题活动的成功举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位嘉宾的发言谈到了困难和希望，历史和现在，都是讲了真话。我想，有的人还在观望，等待别人多做一点，可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关键在于我们交出什么答卷。如今的社会确实有个不好的倾向，即使是自己向往的东西，却希望由别人去推倒柏林墙。我在上次的古村落文化保护与发展的活动上提出了“最美乡土”计划，大趋势我们管不了，可以做一点小范围的试验。

　　说起乡村，许多乡村建筑一眼看上去没有传统味了，走遍大江南北都是一个样子，还不如老祖宗留下的房子有特色，他们建一座房子，把做人的文化融入房子的各个角落。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失去了文化自信、自觉、自尊。或许文化走了，或许有的乡村还剩下一点文化遗存，还能把文化请回来吗？如果把做人的文化请回来，还有一点希望，让未来的乡村回归文化，尤其是回归道的文化：以农养道、以商修道、以文载道。老子认为，道不显现，却对自然和社会的运转起作用。

　　文化客厅由作家李昇明和北京修实公益基金会联合举办

　　本期照片由许军艳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