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高年级同辈群体的日常抗争中为保护弱者的个体权利而建立的“兄弟帮”，在升入高年级后则逐渐变成了属于强者的封闭化“利益集团”

　　“灰色经验”正是在这种非正式的“师徒制”关系结构中被不断复制、扩散和发展，从而不断累积和沉淀起学校一届又一届群体性与规模性的反学校文化

　　以“兄弟帮”为代表的各类非正式群体在底层乡校中的流行，事实上绝不能仅仅简单归因为底层孩子们青春叛逆期的普通社会行为

　　7月30日，教育部在官方网站上发布《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为1.38亿，其中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已分别达2075.42万和1294.73万。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总数已占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的四分之一。

　　注定成为未来中国脊梁的底层孩子今天的日常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深入到中国西部一个偏远村落——四川芥县雍村所在的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展开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田野工作，微观揭秘乡村底层孩子们所不为外知的日常“江湖”。

　　 寄宿制学校如何成为诞生少年帮派的土壤

　　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全校200名学生来自云乡不同的村落。4年前，德育主任邓老师兼任生活教师，负责分配宿舍。第一次，他按照同班同学关系来统一编宿。邓老师认为，这种基于同班同学正式组织关系上的编宿，有利于舍友间形成群体内更为牢固的信任关系，并防止宿舍内打架、盗窃等恶性校园事件的发生。

　　事实上，被编于同一宿舍或相邻宿舍中的学生们确实能够因为同班同学关系而显著降低在学校内住宿的陌生感和不安全感，也能够减少宿舍内群体间发生暴力冲突与财物丢失等事件。但邓老师将这种“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效果想象得过于完美。

　　很快邓老师就发现不良后果：该编宿方式更容易发生团伙内部的共同违纪行为，例如熄灯后不同宿舍同班同学相互间可能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可以长时间聊天、打牌、喝酒、翻围墙出校游泳或打游戏等等；也更容易发生团队之间的相互违纪行为，例如高年级学生经常欺负低年级的学生，如强迫低年级学生给自己打水、洗衣、倒水；强迫低年级学生夏天在生活老师没在身边时到自己宿舍给自己扇风，冬天则将低年级学生的被子强行抢来自己盖，而低年级学生只能两人甚至三人挤到一个床上彼此取暖睡觉等。

　　为了抵御高年级学生的欺负，低年级学生则施展各种“弱者的武器”以示对抗。其中一项就是建立所谓的“小帮派”，在小范围内集体抗拒个体化的高年级学生，但“小帮派”很快也进一步刺激高年级学生组成“大帮派”来予以集体镇压。镇压的结果是进一步固化了“小帮派”内部紧密型的共同体关系，从而使“小帮派”逐渐突破宿舍和班级的组织边界而汇合为反高年级学生欺负的“巨型帮派”。

　　在“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实施半年之后，邓老师明显察觉到宿舍中灰色“帮派文化”形成的雏形，于是试图通过用“再编宿”的办法予以瓦解。

　　第二次邓老师采取了“局部混合型”编宿的方式，即，将八九年级那些爱违纪的学生分散到一到七年级学生的宿舍内，越调皮的学生编到越低年级的宿舍中，以此削弱这些学生在宿舍内的共同语言，进而减少违纪行为的发生。

　　可是不久后邓老师又发现，这些调皮的学生渐分化为两种极端：一种是高年级学生群体性恶性违纪行为确实有所减少，对同宿舍的低年级学生也没有欺负，反而在宿舍外成为这批低年级学生的保护者；但低年级的学生却在这种保护中形成对高年级学生的榜样崇拜，高年级学生的所有日常行为都被他们有意识地模仿，比如不再群体恶性违纪的高年级学生会不断私下个体化违纪，比如高年级学生晚上会偷偷抽烟、喝酒，而低年级的学生们也在榜样模仿中学会了此类恶习。这对于生活老师紧缺的云乡学校而言极难被发现。

　　另一种则是高年级学生更合法且便利地成为所在宿舍里的“国王”，低年级的学生们无疑成为高年级学生实施各种违纪行为的具体执行者。当老师发现这些违纪行为时，总是用面带戏谑的表情回应老师：“这与本人无关。”

　　在实施“局部混合型”编宿方式一学期以后，邓老师又坚决将宿舍编排回归到“同班同学型”的方式之中，仅有极个别具有正能量效应的高年级学生依然留在了低年级宿舍。

　　在回归“同班同学型”的编宿方式之后，清晰化的宿舍年级布局和更丰富的低年级宿舍经验使云乡学校内部同辈群体间有关欺负与抗争之间的厮杀更为激烈，“兄弟帮”就是在这种同辈群体间的相互斗争中组建和壮大起来的。

　　 “兄弟帮”：从被人欺负到欺负别人

　　“兄弟帮”的创始人之一、九年级男生李元元说，“兄弟帮”是他在读七年级时成立的，起因是当时班上同学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和九年级的“霸王团”因为抢热水打过群架，和八年级的“流氓会”因为晚上打呼噜和讲话也打过群架。

　　打完群架后，七年级的同学模仿高年级的同学，建了一个“兄弟帮”。最开始是一个比较封闭松散的群体，成员都是自己班的同学，主要是防止同学被欺负。之后宿舍重新编排，“兄弟帮”就又陆续加入一些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的低年级同学。

　　李元元介绍，现在“兄弟帮”的规模大约维持在35人，其中九年级全班38个同学中就有24人，其他11人则分别来自八年级（7人）和六年级（4人），再低年级的就全部被清除了。主要由李元元和他所在高年级同学所控制的“兄弟帮”事实上已经成为新的“欺负者”和“镇压者”。

　　李元元和同学们建立了一个QQ群，群名就叫做“行侠仗义——兄弟帮”，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50多人，其他低年级的占到了20多人。

　　“兄弟帮”没有明确的入帮或者退帮规则。李元元说，最开始大家都经常在一起玩闹，慢慢的熟了就跟低年级同学说，我们有个“兄弟帮”，你加进来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平时谁要是挨欺负，“兄弟帮”其他成员都是要帮忙的，如果谁见死不救，就会被清出QQ群，就算退帮了。

　　另一位九年级“兄弟帮”骨干成员杨柳说，帮里的成员都要服从帮里的“大计”安排——必须每天都要有帮员出来违规与犯错，以此不断挑战班主任老师。比如，今天我们就准备把垃圾桶直接丢到学校外边去不拿回来了，昨天我们是故意打坏了后门上边的那块玻璃，前天是把粉笔全部折断丢垃圾筒了……因为班主任老师对我们管的实在太苛刻了，把我们当“机器”一样，我们要反抗！

　　这学期开学时选班长，在“兄弟帮”的推举下，老大齐磊当选。班主任老师虽然很不爽，但是没有办法。杨柳为此很自豪：这就是我们“兄弟帮”的力量，齐磊就敢和老师对着干！

　　在与这些孩子的深聊中，笔者总结出作为非正式群体的“兄弟帮”的几个特征：

　　第一，它是在与高年级同辈群体的日常抗争中为保护弱者的个体权利而建立的，在没有变成高年级时希冀通过共同体的力量来抑制和平衡底层学校内部不讲任何逻辑和秩序的“弱肉强食”，在变成高年级后则逐渐变成了属于强者的封闭化“利益集团”。

　　第二，它的组织形式总体上依附于诸如班级、宿舍这样的组织载体来建构和发展，且无论其最初是松散型还是后来的紧密型。

　　第三，网络工具QQ群所呈现出来的“加入—退出”状态，承载了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施展的“入帮”与“退帮”仪式功能，正是通过这种虚拟化的仪式手段才实现了群体身份实体意义上的彼此相互认同，进而使松散型的学生灰色组织变得更为紧密和更为形式合法。

　　第四，它的组织功能在不断地扩张，从最初仅仅对抗同辈群体，到后来逐渐对抗班主任老师，甚至于后来对抗学校制度。他们始终在强者与弱者的角色扮演中相互转换，而这种相互转换使他们悄悄地完成了个体的社会化，并逐步在反学校文化自我认同过程中加速了底层再生产。

　　抵抗“兄弟帮”的非正式群体如春笋般不断创生

　　更多需要抵抗“兄弟帮”欺负的其他“兄弟帮”则在隐匿中如春笋般不断创生，他们大多数为学校管理者所不可见，但却真实存在于像云乡学校这样的底层寄宿制学校中。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运转更为常规的非正式群体是：师徒制、亲戚制和情侣制。

　　“师徒制”是在学生内部所生发的一种群体关系，这种关系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严格等级化的师徒关系，而是一种基于学校官方所反对的“灰色经验”共享层面上的同辈关系。例如，电脑游戏经验、打牌经验、翻学校围墙经验、作弊经验、设计恶作剧经验等等。

　　“师徒制”这种非正式群体内部关系具有明显的四大特性：一是不稳定性，作为“徒弟”的学生和作为“师傅”的学生之间不具有正式化和严苛性的师徒礼仪与规范；二是短时性，当“徒弟”感兴趣的经验从“师傅”那习得以后，师徒关系便很快宣告破灭；三是单向性，“师徒”之间的关系仅仅维系于学生两者之间，与其他学生没有关系，不存在所谓的同门师兄弟的关系网络；四是可交换性，“师徒”之间关系并不固化，只要一方拥有对方感兴趣的新经验，师徒关系随时都可以相互变更。

　　“灰色经验”正是在这种非正式的“师徒制”关系结构中被不断复制、扩散和发展，从而不断累积和沉淀起学校一届又一届群体性与规模性的反学校文化。

　　“亲戚制”是学生内部所生发的另外一种群体关系，这是通过彼此互认“姐弟”“兄妹”等亲戚关系来建构紧密型学生社会互惠群体网络的方式。在云乡学校内部，“亲戚制”似乎较为普遍，不仅在八九年级等高年级中广泛存在，在三四年级等低年级中也偶有所见。

　　八年级的男生张秋即是班内4个女生的“哥哥”，这源于张秋为人耿直、爽朗、好打抱不平的个性，同时还具有不错的领导才华和个人魅力，因此很多女生愿意认他当哥哥，一方面觉得“有面子”，另一方面则可以不被其他同学欺负，并在遇到什么困难时可求助于他而获得保护和享受安全。但作为“妹妹”的义务则是不定期地给“哥哥”买零食、帮做作业等等。张秋直言挺享受这种被她们认做“哥哥”的感受，感觉到这才够“英雄”、够“爷们”，由此他必须时刻在“妹妹”们面前展示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气概。于是，挑战老师权威、对抗学校规矩、与高年级和校外同学打架、抽烟、喝酒、打牌、翻围墙等等，几乎成为和张秋一样的“哥哥”们必须定期循环展现在“妹妹”们面前的男性气概与英雄本色。

　　“情侣制”是学生们内部一种最容易被理解的群体关系。在云乡这样的底层学校，因为全校高达75％的学生都属于留守少年或儿童，且在这种封闭式的寄宿制学校内部实施准军事化的严苛规训和管理，因此学生们不得不隐匿性地从内部生发出一种情侣之“爱”去解构枯燥与乏味的无聊日子。

　　在九年级38个学生中，早恋的“情侣”居然高达6对，这还不包括与校外其他孩子发生早恋的。而更为严重的是早恋发生的年龄愈来愈下移，在云乡学校中，最早的“情侣”居然发生在三年级，六年级的孩子居然可以毫不胆怯地向笔者公然谈起自己的“女朋友”，而周围的孩子则在一旁起哄：他都算OUT了，有的都已经失恋好几次了。

　　云乡学校德育老师刘倩说，学校历来坚决禁止早恋，处罚也是相当严格的，以前如果发生早恋且情况恶劣，一般是必须要开除的。但现在因为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开除学生，甚至都不能实施稍微重一点的惩罚，因此，以前学校即便有早恋的，“情侣们”也都相当低调，但现在几乎都彻底公开了，甚至有时候大摇大摆地在操场手拉手，在教室里接吻，甚至有男生被发现留宿女生宿舍。班主任和科任老师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何况现在很多班主任老师都是80后，他们都相当“开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出大乱子。

　　确实正如刘倩老师所言，“情侣制”一方面越来越公开化的背后是义务教育阶段惩戒能力的被削弱；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变迁中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当80后的老师遇到90后和00后的学生，究竟应该如何策略性地应对和处理学生那些敏感的同辈关系呢？

　　 非正式群体真正让底层孩子们感觉到温暖

　　以“兄弟帮”为代表的各类非正式群体在底层乡校中的流行，事实上绝不能仅仅简单归因为底层孩子们青春叛逆期的普通社会行为，而是与以下三个方面直接相关：

　　第一，与来自上层权威的对抗，进而使乡间的底层孩子们在日常学习夹缝中寻找到微弱的主体性。

　　中国西部乡村社会成熟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曾经散点式普遍镶嵌于传统村落空间中的乡校和教学点不断被撤并从而重心上移，乡间学龄人口向中心乡镇所在的较大规模乡校聚集成为现实，重心上移后规模扩大的乡校面对不断被调整而来的农村学生，一方面要预控风险以保证个体安全，另一方面要降低管理难度以适应编制实际。因此，规训式和粗暴式的日常学校管理成为普遍的教育教学行为。

　　底层孩子在被规训和被监控的环境中，一方面被外出务工的父母反复要求必须听从老师和学校的话，另一方面因远离家庭教育，诸多不好的日常行为与习惯更多只能从老师和学校处获得标准化的规训与流水线式的禁止。因此，他们更多容易通过同辈群体的相互抱团建构“非正式群体”的方式以抵抗来自成人世界自上而下的权威威慑。

　　第二，与来自同辈群体的对抗，进而使乡间的底层孩子们在日常生活夹缝中寻找到真实的意义感。只有通过同辈中非正式群体的建构才能消解来自成人世界的日常权威，同时也抵御那些应付检查般的“形式化”和“象征性”关爱，同辈群体中的帮派必须要有封闭性的边界，这样才能让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帮派圈中通过与其他帮派的对抗感受到真正的意义感，感受到组织性的相互关爱，进而达成身份认同。

　　这种灰色而隐匿化的自筹式关爱体系往往才是真正让底层孩子们感觉到温暖的系统，这个系统又导向两个行为极端：一是集体化全面拒斥来自成人世界的关爱；二是通过各种对抗成人世界的常态行为希冀获得成人世界的更多关注。前者往往发生于后者的数度失望之后。

　　第三，与来自其他个体的交互，进而使乡间的底层孩子们在日常情感夹缝中寻找到深处的归宿感。

　　“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相对于“兄弟帮”等帮派小组织而言，是一种较为柔性的非正式群体关系，更多凸显出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以“情侣制”为例，早恋和性行为在底层孩子们中愈来愈频繁发生的根源绝不仅仅是生理期提前这一生物性因素所能解释的，事实上，密集发生的早恋和性行为或许蕴含了更多底层孩子们用“同辈”之爱去对抗和弥补成人世界真正关爱体系缺失的社会性因素。

　　文中所提市县以下地名及人名均为化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