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一个月，相较于一年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侠客岛(xiake_island)曾把2014年6月称为“风暴的六月”——那个月里，徐才厚、苏荣、令政策、万庆良等老虎先后落马；而在从6月25日到现在的38天里，则有包括郭伯雄、周本顺、奚晓明、肖天等在内的9只老虎被打掉。

　　这些当然是老王操心的事情。但在打虎强震慑的强悍落子中，更大的布局业已隐约可见。

　　这一点，从王岐山今天被热议的一句话中就可以看出：“让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修改

　　上周五，王岐山召集了部分中央部委、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的负责人以及一些专家学者开座谈会。讨论的主题，是“就修订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征求意见”。

　　不久前的7月初，在陕西调研时候，在和部分省区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的座谈时，王岐山谈的也是同样的话题。

　　修改这两项纪检体系内的基础性文件，并非老王的心血来潮。这件事最初见诸公开报道，要追溯到2014年10月。

　　彼时，在紧随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的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王岐山说，到建党100周年时，要建成一套严密而科学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修改廉洁准则、处分条例和巡视条例。

　　换句话说，这盘棋，老王已经下了很久了。而这盘棋的紧要处之一，概括起来是一句话：把党纪和国法分开。

　　分开

　　为什么要分开？

　　这涉及到王岐山对纪委的定位。在我们的印象中，中纪委为代表的纪委系统，是“办案子”的——查贪官、打老虎，这就是先锋队、突击手。

　　这当然很重要。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实践中，也确实是如此操作的。但在老王看来，纪委不应该仅仅是办案的，甚至不应该是办案的。办案，是司法机关的事情。纪委应该做的，是“执纪”——查处党员干部的违纪行为，比如违反政治纪律和规矩，违反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以及通奸之类的作风问题，等等。至于党员干部在工作中出现的涉及违法犯罪问题，纪委拿到线索之后，尽快移交司法。

　　这里面隐藏着一个现实和一个逻辑。现实是，很多违反党纪的干部，也存在着违法犯罪事实；逻辑是，各个部门应该有明确的界线和分工，各干各的，互不插手和干涉。如果纪委把公安检察的活儿都干了，不仅工作量超负荷不说，而且也不符合依法治国的原则和精神。

　　同样存在的一个现实是，党纪和国法现在存在着诸多重合之处。在这种情况下，纪委照章办事，就必然出现不仅查“违纪”、也查“违法”的现象。

　　比如，《处分条例》的第八到第十章，分别叫“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贪污贿赂行为”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其中的规定可谓事无巨细，既有“经商办企业的”、“违规参与公款支付的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等我们今天还算耳熟能详的表述，也有“虚开发票”、“限制外地商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擅自开设银行帐户”等行为，如果不看标题，还以为是在看公司财务之类的教材和法规。

　　理想态

　　我们时常听到“党纪严于国法”的说法。之所以说“严于”，就是作为党员干部，不仅要遵守法律，还要遵守党纪；从逻辑上说，法律是底线，党纪是更高标准的操作。比如，党员要有组织纪律性，要请示报告，要遵循八项规定，但这样的党纪，对一般的非党员公民就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而如果把整个逻辑继续深挖，则会有这样一个推论：如果纪委把违纪查处到极致，比如每一个公款吃喝、办公场所超标的干部都能及时被发现和处分，可能就不会发展到违法犯罪的程度。那些严重违法的干部，正是因为每一次的“小事小节”问题都没有被及时惩处，才愈发有恃无恐、无所约束，最终病入膏肓。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王岐山把“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沿就是治本”称为“治本”之策。换句话说，“治本”不应仅仅理解为静态的制度，而是动态的对制度的强化执行挺在前面。这才是中国反腐治本之策的大关节处。毕竟，抓人不是目的，判刑不是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才是真正的目的。

　　换句话说，把党纪和国法分开，其真正的目的是防微杜渐。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岐山会说，“让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这并非是现在就要在数量层面放缓反腐节奏、甚至弄成人为的正态分布，而是要在整体趋势上进行把握，是把这盘棋下完之后的一个理想态。

　　文／公子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