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人眼中，有着不一样形象的万里。在儿子心中，他是一名严格的父亲，曾经不能理解，但最终一生受其影响；在记者眼中，他又是一位健康、活跃的老者，90多岁高龄仍在打网球……

　　儿子眼中的他

　　万伯翱：父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产

　　万里长子万伯翱昨晚告诉新京报记者，万里去世前7天，因肺炎连续多日高烧不退，7月14日，万里失去意识，家人都陪在病床前。“父亲走的时候很平静，没有什么痛苦。”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社会职务。

　　“父亲退下来，就是完全退下来，不插手任何中央的决定。”万伯翱说，“父亲曾对我说：‘退下来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因此，他给自己定了三项规定：不担任名誉职务；不参加剪彩活动；不题字写序。”万里说到做到，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仪式，万里没有出席；同年12月，首都举行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有出席。

　　万伯翱说，虽然不再参加政治活动，但父亲晚年的生活仍很丰富，概括为“三打、两看、一接见”。“三打”是指打网球、桥牌，高尔夫球，每周万里会打三、四次桥牌，打两、三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父亲能活到99岁高寿，秘诀就在这一‘动’一‘静’。”万伯翱说，“动”是指打网球，“静”是指打桥牌，“小平同志健在时，父亲经常到小平同志家里或者人民大会堂桥牌活动室打桥牌，他和小平同志是桥牌老搭档。”

　　而“两看”是指看书看报纸和看中央文件；“一接见”是指接见老家的人，老朋友，老部下。

　　万伯翱说，父亲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自己的功劳，也没有给家人留下财产，“没有房产、没有存折，没有金银玉器，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但他留给子孙的是宝贵的精神财产，”万伯翱说，上个世纪60年代，父亲把18岁的自己派到农村去锻炼，“农村生活很苦，当时不能理解父亲的决定，去得勉强，现在回过头来想，父亲对我严格要求，使我在农村得到真正的锻炼，我一生都受用。”

　　万伯翱说，父亲对农民很有感情，1977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到农村调研，发现农民很穷，没有裤子穿，很难吃上一顿饱饭，于是顶着压力支持安徽小岗村包产到户“大包干”，开启中国农业改革。“刚开始包产到户，有很多反对意见，父亲跟母亲说，大不了不要乌纱帽了，也要让农民吃饱饭。”万伯翱告诉记者，后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安徽农业改革顺利完成。

　　新京报记者 萧辉

　　地方官员眼中的他

　　厉有为：万里主张授予深圳立法权

　　时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厉有为回忆，当年对于深圳是否授予立法权的争议很大，万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主张授予深圳立法权，并且推动了深圳取得立法权。

　　1992年6月底，授予深圳立法权之事，提到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到京后，我先拜访了万里委员长，并再次汇报授权深圳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我们的准备工作。万里听了很高兴。我预感这一次授予立法权可能成功。

　　为了争取得到广东省的支持，我找到了来出席会议的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立。他说：“我是支持你们有立法权的，但上级有关方面持不同意见。我带来了一份发言稿。”

　　拿到这份稿，我仔细阅读，发现不同意见有五六条之多。我立即把情况报告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曹志同志。曹志同志又向万里委员长汇报。万里随即作出三项决定：一是请专家研究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合法性。二是由曹志协助做工作，说明这是党中央的决策。第三，大会安排厉有为同志发言。

　　曹志秘书长认真落实了万里委员长的指示，并有了结果。经法律专家研究，授权立法是合法的。曹志找了杨立谈话，传达万里的意见。杨立马上请示省委书记谢非(因当时的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正在日本访问)，谢非答复：按万里委员长的意见办。

　　在会议决定让我发言后，我连夜赶写发言稿，列出了五六条授权立法的理由和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我发言的时间大约10分钟，发言完毕得到热烈的掌声。

　　1992年7月1日下午3时7分30秒，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关于授予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议案。出席117人，赞成107票，反对零票，弃权9票，未按表决器1人。

　　授权立法的议案通过后，万里同志说，深圳立法权来之不易，希望深圳珍惜、用好立法权。全国人大主管立法工作的领导这样解释授予深圳立法权的初衷：因为我们国家太大，需要在立法方面的“试验田”，深圳船小好调头，国家想做一时又不好做的，可以在深圳特区先行先试，成功了可以在全国推广，不妥了及时改正就是了。

　　据《深圳特区报》

　　记者眼中的他

　　肖伟俐：万里90高龄仍迷打网球

　　2008年奥运会来临前夕，国内第一部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参与体育锻炼的作品——《万里的体育健身之道》面世。

　　昨日，该书的作者，现任新华社总经理室总经济师、高级记者肖伟俐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介绍该书写作期间，与万里接触的故事。

　　肖伟俐回忆，2007年6月24日，他为了书籍写作来到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当天，91岁的万里在工作人员和四儿子万季飞的陪同下打球。他身穿一件灰白色的网球T恤，浅色的运动长裤，脚着白色球鞋和袜子。

　　“万里喜欢双打，虽然移动速度有些慢，但是对球的判断，以及击打依旧非常有力度。”肖伟俐说，当天，他时有网前拦截，时有中场的抽杀，来来回回，看不出已是耄耋之人。

　　肖伟俐说，上世纪50年代初，36岁的万里调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那时，每逢周日或节假日，万里就同贺龙、陈毅等同志一起，到天坛公园、三座门俱乐部和养蜂夹道打网球，切磋球技。在过去的70多年中，万里从未停止过体育锻炼，90多岁高龄时，他仍活跃在运动场上。

　　每周打四次网球、三次桥牌。这一动一静的两项运动，使万里保持了良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也使他成为我国唯一一个获得奥林匹克金质勋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肖伟俐介绍，万里不仅管体育，而且一生酷爱体育。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万里还在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读书时，就迷上了打网球。万里打网球的球友包括李瑞环、胡启立等。解放后，他又和邓小平学会了打桥牌，他的牌友包括邓小平、胡耀邦、丁关根、聂卫平等。

　　上世纪80年代，万里曾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分管体育工作。这期间，他大力提倡全民健身运动；鼓励体育健儿在赛场上争金夺银；支持体育场馆和设施建设；支持举办亚运会、奥运会等。

　　肖伟俐认为，万里为中国体育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一直关心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据他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在国际上屡获桂冠，万里还曾在家中宴请女排姑娘们。

　　他透露，在2008年奥运会，中国网球选手郑洁和晏紫获得铜牌。万里还曾和两位姑娘在先农坛网球馆打了一场双打。

　　新京报记者 李丹丹

(原标题：他们眼中的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