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出任铁道部长全面整顿铁路|万里_新闻资讯

　　全面整顿 铁路先行

　　“铁路问题超复杂，不仅有体制问题，派性是个更重要的问题。解决铁路问题难度较大，要在调査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

　　“1975年，邓小平复出。面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为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邓小平决定展开全面整顿，并把铁路系统定为全面整顿的突破口。被喻为国民经济大动脉的铁路运输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冲击，许多铁路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主要干线严重堵塞。整顿铁路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又充满风险的任务，刚刚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的万里临危受命，站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上。”

　　出任铁道部部长，全面整顿铁路

　　1975年1月13日到17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朱德为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这次会议上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邓小平复出之后，摆在他面前的是八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片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局面。如何收拾这个局面？这是他心中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刚刚结束，他就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展开了全面整顿。全面整顿从哪里下手？邓小平把突破口选择在铁路系统。万里没有从事铁路工作的历史，对这方面的情况是生疏的。现在“开路先锋”这副重担压在他肩上，他从心里感到沉甸甸的。开始中央领导人找他谈话，要他出任铁道部部长时，他本想推脱，但看到重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的信任，老领导邓小平的支持，一种责任感使他勇敢地担起了这副担子。1975年1月18日，人大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万里就走马上任来到了铁道部。万里到铁道部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交、铁分家，组建铁道部。在这之前，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在一起，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决定分设。

　　邓小平两次召见，听取工作汇报

　　1月28日，万 里 刚 刚 上 任10天，邓小平就召见万里听取情况汇报。万里说：“现在突出的问题，一是运输生产下降。文化大革命以来，全路职工总数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都有所增加。可是运输生产不但没有随着增加，反而大幅度下降。二是事故惊人。1974年全年发生重大事故和大事故多达750多起。三是机车车辆损 坏 严 重。全 国 机 车 完 好 率 只 有60%，大部分机车不能按期维修，不少机车带病作业。四是一些铁路枢纽、重点站段经常发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运行。尤其是徐州、郑州两大铁路枢纽。”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说，有这么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关于体制问题，应当实行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二，关于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第三，关于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邓小平又征询万里的意见：“你看还有些什么问题？”万里说：“铁路问题超复杂，不仅仅有体制问题，恐怕派性是个更重要的问题。解决铁路问题难度较大，要在调査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他稍微缓和了一下口气，接着说：“你们回去以后研究一下，给国务院写个报告。”第二天上午，万里主持召开了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对于交、铁分家，建立集中统一领导的铁道部，领导小组认为要使大家认识到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是有变革，有创新，不是“复旧”。对于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派性问题一定要解决。离第一次召见仅仅九天后的2月6日晚上，邓小平和副总理纪登奎、王震等再次召见万里。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万里上任不到20天，邓小平两次召见，并一再强调：要用最快的速度、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

　　中央下发著名“9号文件”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万里会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组织人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差不多在起草文件的同时，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万里在汇报中如实地讲述了徐州问题。他认为徐州问题的要害是派性在捣乱。要从根本上解决铁路上的问题，必须先解决派性问题。对那些闹派性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对那些派性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则要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该调的调，该撤的撤，该处分的处分，不能姑息，不能迁就，不能再等待。邓小平十分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起草工作。当文件初稿完成送他审阅时，在“所有铁路职工，都要做好本职工作，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对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好的职工和单位，要给予表扬。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评教育。”文件草稿送中央政治局讨论。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遇到阻力就通过了。之后，报毛泽东审定。很快，毛泽东也圈阅了。1975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下发到县、团级。这就是闻名的中发[1975]9号文件。9号文件的特点是，解决铁路问题旗帜鲜明，态度坚定，措施具体有力，在文风上也一扫空话、套话连篇的党八股作风，是多年来没有见到过的好文件。文件开宗明义指出：铁路运输当前仍是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文件作出了五条决定，主要是：——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重申：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各铁路单位的政治运动和地区性的社会活动，仍由有关省、市、自治区统一部署。对于当前极少数问题较多，严重影响全国铁路运输的单位，有关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限期加以解决，不能再拖。铁路部门要更好地依靠地方党委，牢固树立与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搞好同沿线群众的关系。——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要发动群众，首先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健全起来。这些制度，是必须的，没 有 不 行，有 了 不 执 行 是 不 允许的。——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铁路运输是否畅通，关系到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战备的全局。对于一切破坏活动，都要依法严惩。各地党委要认真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历史证明：9号文件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在1975年铁路整顿过程中发挥了纲领性作用，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整顿中发挥了指导性作用。铁路整顿的核心是批判派性，整顿领导班子，其实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徐州铁路整顿告捷

　　1975年3月9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一结束，万里就带着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会同江苏省委负责人到了徐州。此前，3月6日，即9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万里就派铁道部党的临时小组成员李新率工作组去了徐州。“文化大革命”中，徐州铁路分局内部的帮派，同地方的帮派纠缠在一起，相互之间矛盾尖锐，斗争虽然时起时伏，但从来没有止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派性斗争立即激化，且不断升温。这时，本已混乱的徐州铁路运输更趋恶化。领导班子半瘫痪，调度不灵，站内线路堵塞，货场货物堆积如山。徐州分局的问题，危及全路，为全国瞩目。万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赶到徐州，第一件事件就 是 把 中 央 的 指 示 直 接 向 群 众宣传。10日，召开了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参加的传达9号文件万人动员大会；11日，召开了徐州市、徐州地区党员动员大会；13曰，万里出席了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确保铁路畅通誓师大会。接着，万里马不停蹄地出席家属座谈会等各种各样的群众座谈会。在各种场合，万里反复地宣讲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一再强调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要求以这“三项指示”为纲，迅速改变局面，把铁路运输搞上去，并限期在3月底之前解决问题。万里利用各种机会批判派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徐州问题主要是派性严重。派性破坏安定团结，破坏运输生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万里指出，派性是与无产阶级党性相对立的，必须进行批判和斗争；派性是普遍存在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加以解决。对少数带头闹派性的头头，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改正了的既往不咎，继续闹的，严肃处理。“一批二撤三调离”，也就是说一要进行严厉批判，二要撤掉领导职务，三要调离原单位。对于不服从调动者，停发工资。对于顽固不化，继续闹派性，触犯刑律的要绳之以法。在全市形成围剿派性的气候下，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坏头头顾炳华被抓了起来。此举震动了徐州，人心大快。万里相信，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群众是思安求治，厌恶无休无止的派性斗争的。一旦把9号文件的精神向广大群众讲清楚，一定会得到坚决拥护，最后形成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很快，万里和群众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整个徐州分局出现了一个学习、宣传9号文件精神的群众运动。一次万里问一位家属委员会的委员：“知道9号文件吗？”她说：“我们都听传达了。”这位妇女把文件的基本内容讲述了一遍后说：“这是毛主席圈阅了的文件，要我们家属都知道，我们还能不积极行动吗？”在形成强烈的舆论氛围的同时，万里重点抓了分局领导班子的整顿。他了解“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错误思潮对人们思想的侵蚀，也了解一些领导干部的难处，所以他强调要“多换思想少换人”。确保干线畅通，把运输生产搞上去是铁路工作的中心。万里要求徐州铁路分局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徐州铁路分局的薄弱环节在哪里呢？万里认为主要是机务段。这里不但是运输生产的要害部门，而且是派性激烈争夺的地方。他要求分局党委集中力量解决机务段的问题。徐州铁路分局的运输秩序混乱，问题严重。阻拦火车、中断运输、损坏车辆和铁路设施的事时有发生。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内外勾结、破坏运输生产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万里要求分局和地方公安部门密切合作，进行整顿。到3月19日，万里在徐州整整度过了10个白天、黑夜之后，乘车离开了这块一度昏天黑地，而今初见晴朗的天地。万里的徐州之行迅速结出了果实：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徐州区枢纽很快畅通无阻，1975年4月 提 前3天 完 成 运 输任务。

　　三下郑州局解决问题

　　1975年铁路整顿的重点和难点是“两州”。一个是徐州，另一个就是郑州。郑州地处中原腹地，是京广、陇海两大铁路的交会点，是全国铁路的心脏和枢纽。这里是否畅通，对全国铁路运输影响极大。贯彻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以及徐州局改变面貌的典型，在全路乃至全国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运输生产形势迅速好转。而郑州局却每况愈下，到5月份全国20个铁路局都超额完成任务，只有郑州一个局没有完成任务，与全路形成了巨大反差。鉴于这种情况，6月初，万里偕同李新第二次专程来到郑州局。根据铁道部调查组关于新乡铁路分局的调查和群众的反映，万里和李新决定就先从这里下手，6月2日召开分局党委常委会，研究解决邢介江的问题，决定从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6月3日，他们在新乡 分 局 广 场 上，召 开 了 一 个 有8000多人参加的职工大会。万里在会上发表讲话。解决新乡分局的问题，对解决郑州的问题是个突破，是个序幕。新乡分局问题的根子在郑州局，所以必然遭到郑州局和河南省—些人的反对。6月4日至9日，在万里亲自参与主持下，郑州局连续召开了几次党委会，会上围绕新乡铁路分局与郑州铁路局的问题进行了—场激烈斗争。郑州局已经拖了全国铁路运输的后腿，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加以解决。于是万里和李新提出了调整郑州局领导班子的方案，征得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耿其昌等的同意，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二位副总理表示同意。6月10日，召开了郑州局机关干部会议，万里在会上着重分析了郑州局运输生产上不去是因为不安定、不团结，是派性在干扰，是坏人在捣乱。万里说：“郑州局所处地位十分重要，必须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你们是全国铁路心脏部位，不能‘心肌梗塞’，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要力争上游，当开路先锋。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十分关心你们，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不负众望，团结起来把生产搞上去，尽快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万里这番讲话，很有针对性，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却遭到少数人的坚决反对。有人说万里讲话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们表示要和万里斗争到底。7月24日下午，李先念、华国锋、吴德等中央领导在京西宾馆接见了郑州局的主要领导人唐岐山、苏华、胡逸平等，万里、刘建勋参加。华国锋说，河南形势是好的。解决邢介江的问题就是为了发展河南大好形势，邢介江破坏铁路运输，扣截铁路运输物资，投机倒把，问题性质很严重。铁道部解决郑州问题大方向没有错，不要只抓一两句话不放。最后，李先念说：“中央9号文件很重要，如果没有万里同志到处去贯彻，铁路不会这么快畅通了。我对铁道部解决新乡问题是支持的。”这次会议期间，纪登奎外出到浙江去了。接见后，李先念同纪登奎通了电话，商定：纪登奎从杭州直抵郑州，同万里、刘建勋一道去郑州。

　　一年遭遇三次不幸

　　就在邓小平加强对各条战线进行全面整顿，拨乱反正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揭发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同时，揭发批判万里的“错误”，万里成为铁道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点了。1976年对万里来说是十分不幸的一年。粉碎“四人帮”不久，一次，万里对看望他的记者说：“1976年是我们国家最动荡多变的一年，也是最不幸的一年——周总理逝世，邓小平下台，朱老总逝世，唐山大地震，毛主席逝世。这一年，也是我个人最不幸的一年：母亲去世；我本人得病入院；挨批斗，被赶下台。”万里在谈到他母亲病逝时很伤心。万里的母亲只有万里这么一个儿子。万里参加革命后，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母亲。万里走后，他的母亲在担负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的同时，还积极支持革命，默默无闻地为革命做了许多贡献。全国解放以后，万里到了北京，才把他的母亲从东平接到北京。万里十分感激母亲在那艰苦的年代里，家境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供他念书，深感母亲的一生是很不容易的！可是，就在1976年5月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刮得天昏地暗的时候，母亲病重。此时，万里正在受批判，不能尽孝在母亲身边，国事家事挤在一起，他心情非常难过！“1975年铁路整顿，我大部分时间是在下边，几乎跑遍了所有铁路局，到第一线，搞整顿。这一年是最辛苦的一年，最累的一年，也是取得成绩最明显的一年，问题解决了，运输生产上来了；可是，没有想到到头来挨批挨得最厉害。我想不通，不求有功，但也不能把功当成过，当成罪。”思想不通，但又得违心地去检讨，这种心情是难以言喻的！母亲病重，万里多想日夜守护在母亲的身旁啊！可是天天挨批判，做检讨，身不由己，难以顾及。5月11日夜里两点多，万里的母亲让护理人员把万里夫妇叫到病床前，最后看了儿子一眼，拉着儿子的手，与世长辞！1976年万里遭遇的第二件不幸的事情是生病住院。5月间，万里腿痛，医院诊断是“脉管炎”，要他休息治疗。万里这个人非常要强，当时运动很紧张，他没有住院治疗。到了6月上旬，他走路时有一条腿已使不上劲儿，有时一瘸一拐。他的小腿已经很明显地一条粗、一条细了，病情很严重。医生说：这种病闹不好是要截肢的，甚至有生命危险。6月15日，万里住进了北京医院。第三件不幸的事是挨批判，被赶下台。1975年，铁路整顿，万里风尘仆仆、辛辛苦苦地大干了整整一年；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万里被大批了整整一年。万里住院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们并没有放松对万里的批判。6月20日，孙健亲自到北京医院向万里宣布中央的决定：“铁道部日常工作由郭鲁主持”，要“万里检査交代问题”。郭鲁等人此时对此分外积极，穷追不放。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审査万里的问题，几次去医院，要万里交代问题，并准备召开部机关群众大会，对万里进行批斗，以便上报定案。万里的夫人边涛说：说起这件事儿可真有点“神了”，他们曾经三次准备开批斗大会都没开成。第一次是7月27日郭鲁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次日召开全部机关大会，要万里检讨，结果第二天凌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没开成。第二次是9月8日，郭鲁又派人到医院，要万里准备作检査，结果第二天毛主席逝世了，又没开成。第三次是10月6日，郭鲁又派人到医院通知万里准备接受批判，结果就在当天，“四人帮”垮台了。1977年4月，万里被任命为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然而，铁道部的群众呼声强烈，迫切希望他回铁道部，有人说：万里的铁道部部长，是经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任命的，去年批邓时只是说“他在交代问题”，并没有免去他的部长职务。1977年6月上旬，中央找万里，当时万里在下边检査工作。轻工业部找不到他，转请铁道部值班室代找。铁道部值班室在营口找到了万里，通知他立即回京。营口铁路职工得知万里在营口，数百人自发地来到车站，为他们的老部长送行，场面十分感人！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必然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史事实一次又一次为万里作了见证！

　　(原始来源：泰山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