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仲翔回忆父亲曾经的故事

　　父亲是性情中人干起工作来不要命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万里是一个典型的有血性的山东汉子，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几乎没有城府，不会八面迎合，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父亲是一个实干家，干起工作来不要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后果。父亲是一个对党对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家。”

　　我和哥哥的高消费

　　1952年，党中央决定撤销五大中央局，当时有“五虎进京”之说。1952年年底，父亲也被调入北京，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

　　1953年1月4日，中央派了一架美式军用运输机来接父亲等人赴京上任。上午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前往北京，机上坐了两家人，一是被任命为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孙志远一家，包括冯秘书及工作人员；另外一家就是我们全家八口和工作人员。两家人整整坐满一架飞机，那时，飞机一天还飞不到北京，要在武汉加油，停留一天。1月4日晚上到达武汉，我们两家下机后在汉口德明饭店住了一晚。1月5日中午，到达北京西郊机场。随后，我们住进了东城和平宾馆，在电梯的眩晕中开始了北京的新生活。

　　到北京后，我和哥哥被送进北京育才小学读书。学校在先农坛内，出东门是先农坛体育场，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也在体育场内布阵。1954年1月8日，星期五下午，我在高射炮兵阵地上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万家第一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星期六回到家里(我们平时住校)，父亲和母亲看见我戴着红领巾回来也颇为兴奋。他们有言在先，谁先入队就给谁买冰鞋。

　　星期日一早，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妹妹一起去东四人民市场买冰鞋。我选中一双北冰洋牌冰鞋，价钱25元。父母将要付钱时，我看见哥哥在一旁站着低头不语，羡慕的看着我手中的冰鞋——哥哥比我大1岁，在育才小学和我同级，因战争年代颠沛流离没有条件读书，被耽误了一年。看着哥哥尴尬不安的神情，我马上对父母说：“给哥哥也买一双鞋吧，鼓励他早日入队。”

　　父母相视一笑，马上就说：“咱们给老大也买一双吧！”于是又给哥哥买了一双同样牌子的冰鞋，共花了50元。当时没有感到父母为培养我们而投重金的用心良苦，以后从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上，我们才体会到父母为了培养我们而不惜工本的苦心。

　　年少不更事，不知道50元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那时刚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父亲是部级干部，母亲是处级干部，他们每月工资也不太高，要养活全家8口人，还要补助生活更加困难的穷亲戚们。全家平时也是节衣缩食，我们穿的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大的穿完小的穿，一到月底经常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是父亲和奶奶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才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那时我们全家住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个星期天，奶奶来到客厅，对着父亲大吵起来：“万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装了窗帘，为什么不给我这屋装？”原来，公家为父亲住的北屋装上了窗帘，南屋没有装。奶奶发现了，就找父亲责问。父亲说：“国家困难，我怕公家花钱太多了，所以没叫他们给你那屋装。”奶奶又说：“那你没有津贴呀？你用津贴给我买嘛！”父亲无言以对，连声允诺，赶快用自己的工资为奶奶的房间安上了仅有一层白布的窗帘。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看见奶奶对父亲大发脾气，责怪父亲。

　　阻止姑姑提拔

　　父亲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常常使人感到有些绝情。这也许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的共同特点。

　　我大姑万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受父亲影响，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大军进入大西南重镇重庆后，被党团组织选中，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团校学习深造。

　　这是苏共培养共青团高级干部的专门学校，团校的学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经战争考验的优秀青年，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组织中做领导工作。团校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中国共青团的领导干部。由于都是调干生，又是留学生，当时中苏关系很好，故生活待遇很高，每月发1200卢布生活费，相当于苏联的高干待遇。经过几年学习，大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工作。那时父亲已调到北京建工部工作。大姑到团中央上班不久，父亲就找她谈话，认为她在团中央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与工农相结合，到基层工作，更有利于她的思想改造。

　　在父亲的干预下，大姑离开团中央，调入北京国棉二厂做工会工作，长期和工人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姑从机关下来毫无怨言，默默工作，无私奉献，获得了工人的好评和党委的信任，先是当了厂工会主席，后又担任了厂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沾了父亲这个“黑帮”哥哥的光，又执行了党交给的“四清”特别任务，大姑被江青点了名，因此被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险些精神失常。但在工厂劳动扫厕所期间，工人私下安慰她、鼓励她，她坚强地挺了过来。父亲被解放后，大姑也恢复了工作。她在工作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经过几年努力，大姑不仅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还具备了提拔的条件。北京市纺织局的领导找到父亲，对他说：“万云同志表现不错，我们准备提升她为纺织局副局长，你看怎么样？”

　　父亲听后，马上一口回绝，说：“万云不够格。比她优秀的人多的是，还是先提拔别人吧，万云需要继续锻炼。”

　　局领导相当重视父亲的意见，认为父亲不同意就算了。父亲的一句话就中断了大姑的晋升。许多年后，组织上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大姑才被提拔，当上副局长，临退休也不过是个局级干部。人们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但在父亲这里就不灵。他这里是“朝中有人难做官”

　　我们家的非党群众

　　三妹叔鹏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认真负责，颇得领导赏识。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入党。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太深，她对政治不感兴趣，表现虽好，但也没有申请入党。有一次，单位领导进行家访拜会父亲，他们对父亲说：“小万在单位表现不错，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让她早日入党。”

　　父亲听后，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培养，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

　　叔鹏的领导听后一脸茫然，不解其意。叔鹏的领导以后再也没有培养叔鹏，叔鹏始终没写入党申请书，父亲也始终没有过问。叔鹏直到退休还是个白丁，始终没有入党。

　　叔鹏后来问过父亲，怎么从来不问她关于入党的事。父亲对她说：“参加革命入党要靠自觉，我问你干什么呢？”父亲当年是自觉参加革命，主动找党的，他不懂入党还需要人特别加以培养和提醒。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原始来源：泰山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