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儿子

　　吴象：万里在安徽当省委书记搞农村改革时几次说：“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

　　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去安徽前，老爷子不怎么管农业工作。但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虽然没种过地，但他出生在泰山脚下城郊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爷爷穷得出去当兵了，在阎锡山部下，临汾战役打日本的时候牺牲了。当时万里还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让一个不成年的孩子给父亲收尸，太惨了，但塑造出他坚强独立、知道珍惜、充满民族仇恨的性格。青年时代，他就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的三大才子”。1949年我父亲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得力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老爷子说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1952年年底，万里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8年，他主持修建了人民大会堂。

　　万伯翱：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但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实在太忙，大量的具体工作就由万里承担。

　　1962年，18岁的万伯翱高中毕业，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送他下乡劳动锻炼。临行前，万里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我来自工农，你又回到工农。我从此就有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这样我与农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邓小平的“四大金刚”

　　“文革”时，万里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都被打倒。

　　万伯翱：文化大革命，老爷子那么耿直的性格，从来没说过软话。有一次对我开玩笑说，老大(万伯翱是万里长子)，你也是工农兵啊，你也批判一下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

　　“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出任铁道部部长。在他努力之下，我国铁路运输开始向着“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吴象：当时的说法“安全正点万里行”，既指火车万里行，也指万里这个人行。

　　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

　　万伯翱：就连奶奶也问我，“你爸爸领导铁道部，使车辆安全、正点到达，也不对吗？”我只好回答，“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他们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彼时，“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派记者到国务院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其目的是利用记者写内参，反映这些单位领导的问题，为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提供“炮弹”。这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的几个部委，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七机部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

　　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被派到铁道部“蹲点”。

　　张广友：万里知道我的任务是给“四人帮”提供“炮弹”，但他开诚布公地告知我铁道部的情况，与我谈心，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了解到彼此的正直。他在部领导小组会上检讨，我说你明明是违心的检讨，我怎么写(报道)。他说不检讨不行，很多违心的事情不能不做，党的组织原则四句话，你背最后一句话：全党服从中央。你可以保留意见，但必须听中央的。这是组织原则。

　　安徽改革岁月

　　1977年夏，被解放出来的万里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尚未公开露面。听万里说要去湖北，他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吴象：万里一到任就以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发布一道命令：支左任务(“文革”中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组织的行动)已胜利完成，全省各地各机关三日内欢送军代表回军营，要敲锣打鼓，不得留难，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交省委，统一转送军区处理。

　　这一斩乱麻的快刀扭转了纠缠不休的派系纠纷，迅速恢复了正常秩序。此后，万里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

　　万伯翱：我父亲到了安徽后，对穷的程度还是大吃一惊。去山区看望农民，可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老爷子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1977年9月，应万里邀请，张广友被借调到安徽省委协助万里进行调研，列席省委常委会，并参与新华社安徽分社的领导工作。

　　张广友：他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到哪都是我们两人，把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把稿子一夺，不听他们形式主义的那一套，自己到农民家里去看。县长说你别让万里同志到处乱跑，让我们带吧。万里说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啊。

　　3个月调查研究的结果，是起草了一个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

　　吴象：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头疑惑很大：“省委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简称“联产计酬”。

　　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他绝对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中央还在说“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小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万里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张广友：最初不是邓小平让万里去安徽搞包产到户的。这是别人的误解。邓小平曾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么大事情，之前没打招呼，我不好表态。

　　万伯翱：邓小平一开始没表态，让你先干起来，有点后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当时明确支持的是陈云。陈云对万里说，你的做法我很赞同，我举双手赞同。

　　1979年初安徽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研究如何使已见成效的改革得到巩固，继续发展。就在这个会上，凤阳县委书记、严格为小岗保密的陈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秘密，把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了万里。

　　吴象：当时他站在那里，也不说话，看小岗村的材料。几天后刚散会就亲自踏着残雪到小岗去看。小岗人兴高采烈把花生往万里棉军大衣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3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5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推广，民谣有云“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小村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符号。

　　坚持改革，坚持民主法制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共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万伯翱：戏剧性的变化，中央让老爷子成了农委主任、副总理了，当时反对他的部门和人被他取代了。他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经历的是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过，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嘛，这就是一出戏啊。

　　1988年4月，万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上世纪80年代初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后来撰文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万里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

　　与此同时，万里一直努力为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保驾护航。

　　万伯翱：当时有人否定广东改革开放，老爷子很生气：你们把广东人民改革开放的成果放到哪去了？我听过老爷子说，特区的事就是要特办。老爷子每次接见梁广大、梁湘等人都非常高兴，评价他们是改革开放闯将，是勇敢的人。他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在李长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陪父亲去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父亲在冷风中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从未见他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万伯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