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1日是第26个世界人口日，今年的主题是“紧急状况中的弱势群体”。1990年，联合国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以唤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作为全球人口领域最大的多边援助机构，联合国人口基金自1979年起开始在华工作，已与中国政府开展了7个周期的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协助中国完成人口数据普查、支持中国培养人口学者、协助中国在性与生殖健康、性别平等和老龄化领域落实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等。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6亿中国人成功脱贫。母婴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教育和就业得到了极大改观。

　　与此同时，3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普遍进入老龄化、多国面临低生育率的严峻人口形势。

　　在中国，低生育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已促使决策层着手调整人口政策。

　　在新的人口形势下，联合国人口基金又扮演何种角色？将怎样发挥作用？

　　7月9日下午，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何安瑞（Mr. Arie Hoekman）在位于北京朝阳区塔园外交办公大楼的办公室，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何安瑞为荷兰人，毕业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曾担任过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墨西哥代表。2011年9月起，何安瑞担任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

　　全球流离失所人口达历史最高，女性面临更大风险

　　澎湃新闻：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为“紧急状况中的弱势群体”，这一主题是如何确立的？

　　何安瑞： 设立这个特别的日子，一方面是庆祝全球人口事业的各种进步，另一方面也为了增加大家对各种挑战的意识，每年的主题都不一样，今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关注紧急状况中的弱势群体，主要对象是妇女、儿童和青年人。实际上联合国人口基金人特别关注妇女、儿童和青年人，他们在紧急状况中特别脆弱，他们不仅在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在自然灾害面前如果没有合适的医疗服务等，女性将面临更多风险，比如分娩的风险、性暴力的风险等。

　　最近的一份联合国报告警告说，全球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数已经达到历史最高点，2014年底几乎达到6000万人，其中多数妇女与少女由于缺乏健康和其他重要服务，而面临特殊的威胁。

　　我们过去在灾害发生时，关注更多的可能是数字，比如是有100万人受到影响，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难民的实际需求，比如说大家最基本的需求是水和帐篷，但女性还面临更多的风险，如果缺乏生殖健康服务，一个妇女连生育的安全都可能得不到保障。正是考虑到这些，我们将今年的世界人口主题确定为关注紧急状况中的弱势群体。

　　澎湃新闻：在中国，联合国人口基金有哪些针对妇女和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服务项目？

　　何安瑞：我们在中国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孕产妇保健还存在较大挑战。我们发现这些地方因为基础设施和交通等原因，孕产妇的死亡率高于东部地区，我们在那里开展的项目通过社区支持网络的建设，让当地老百姓能够参与到相互帮助的支持系统中去，让需要帮助的孕产妇能够获得服务。

　　在青少年方面，我们跟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合作，围绕青少年性生殖健康开展项目，既有在国家层面开展的合作，也有在基层开展的项目，包括在基层医院推广的亲青服务。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我们重视支持青少年参与，与大学生志愿者组织“中国青年网络”一起工作，并支持这个组织的成长。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个组织在23个省100多所高校建立了类似社团分支，他们得到在青年人中，包括大学生、高中生和流动的年轻人中，积极开展同伴教育，传播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以及预防艾滋病和意外怀孕的生活技能。

　　我们还开设了一些创新的项目。

　　澎湃新闻：中国城镇化正在加速人口流动，由此也催生了大量留守儿童，你们是否关注了他们的生存现状？

　　何安瑞：留守儿童或者说留守青少年，这个数字在中国也是非常庞大的，我们在2012年做过一个项目调查，本来这个项目是在三个城市做，但是为了解到农村留守青少年面临的脆弱性，我们也把调查的范围扩展到一些农村地区，我们就发现留守青少年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比如缺乏自信，不太善于表达，缺乏安全感，容易被误导等。这个群体在教育上面临很大挑战，很多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对有些女孩子来说，受流动的影响甚至被迫从事性工作，这让她们面临更多风险。

　　我们相信生活技能的教育，对于青少年尤其是留守青少年非常重要。我这里说的生活技能教育，包括在性和性别方面的教育。比如在需要说“不”的时候能说不，听到别人说“不”的时候他能明白对方确实是在说不。要尊重别人的选择和决定，而不是通过暴力或别的手段，来得到期待的东西。对于男孩子来说，他也要特别懂得这种尊重，当他看到针对女性的暴力时，他能够站出来说不。

　　计划生育可以向提供家庭计划服务转变

　　澎湃新闻：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备受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老龄化，你对此怎么看待？

　　何安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是说问题本身，而是说从学术角度看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曾任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墨西哥的代表，上世纪70年代初，墨西哥的生育率接近7，而当时的中国生育率已降低到2.5了，而这都发生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前。

　　因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关于生育的观念也在变化。科技也在不断进步，避孕套，避孕环以及皮下埋植等避孕措施更多了，人们也更加注重家庭计划了。社会经济的进步也意味着这种家庭计划的必要性，他们都想让孩子们受更好的教育，想要更多学习时间，都希望事业成功等。不只是男性，男女都如此。这就是很明显的行为方面发生的变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生育率从之前的2.5降到现在的1.5，或许因严格实施生育政策而加速，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的进步也有可能会发生。比如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泰国，或者墨西哥，他们都是一样的情况，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也在下降。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老龄化问题。所以有人可能会说是因为生育政策导致了老龄化加剧，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联系还是很牵强。泰国的老龄化速度跟中国的差不多，但是泰国并没有任何生育政策。

　　澎湃新闻：在老龄化的世界趋势面前，你认为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在应对老龄化方面，你认为中国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何安瑞：在老龄化社会，就要倡导积极健康的老龄化。首先不能忘记公平，不管男女都能够享受健康卫生服务，得到大家的尊敬，能够有权利参与公共生活；其次，要把老年人看成是财富而不是负担。比如奔驰公司做过分析，年轻人更容易犯错误，年长的人有更多的经验，也不需要太多的体力劳动，所以这些人能够给公司创造比较多的财富。从财富分配方面看，日本社会三分之二的财富是在65岁老年人的手里的，我的国家荷兰也是这样，所以就是要保证老年人手里的财富能够发挥作用。另外一点，对老年人的照料方面，还是要尽量避免机构照料，而应提倡社区照料，让老年人能够与熟悉的人保持紧密联系。

　　大家对老年的概念也要改变，西方国家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还会去选择蹦极、降落伞或者尝试新的东西。在瑞典或者荷兰，退休年龄已经延迟到67岁了，可能会延迟到70或72岁。随着老年概念的改变，对决策者来说，政策也应该要改变，因为老年的概念在变。也许有一天养老金的政策也会改变，不是一个标准了，比如说到65岁就退休，有能力的人就可以继续工作，实在是需要休息的人再退下来，可以做贡献的就应该继续做贡献。

　　澎湃新闻：一些进入低生育率的国家都在鼓励生育，你认为中国是否应该鼓励生育？

　　何安瑞： 在有一些国家，比如挪威或意大利，已经采取了一些鼓励生育措施，但也不见得效果有多好，所以这就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怎样保证社会在拥有生产力的同时也有再生产能力？人们是否愿意生孩子，这可能是市场或社会发展决定的，也许再要一个孩子女性就要丢下工作，一个家庭就要为孩子的教育付出更多。现在的这种生活模式，要求我们面对低生育率必须有解决方案。

　　我希望真正的家庭计划能够在中国成为一种卫生服务。实际上大家也是需要家庭计划服务来帮助自己做出这个知情的选择，我什么时候要孩子？我不要孩子怎么办？我想要孩子怎么办？这个服务应该有的。

　　实际上，中国的卫生部和计生委合并是一个重要步骤，很多人可能以为，现在生育率低了，计划生育服务是不是不要了，应该说是需要更好的家庭计划服务，让人们能够做出知情的选择，只不过是从以前的计划生育转变成家庭计划。家庭计划应该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管理者为中心。

　　澎湃新闻：这属于计生服务转型，中国某些地方基层计生单位已在探索，联合国人口基金有没有关于“计生转型”方面的项目？

　　何安瑞：我们在与中国开展的第六周期合作项目的时候，在中国30个省的30个县，都开展了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知情选择服务的试点项目，确保在我们的项目地区逐步发生改变，比如逐步取消第一孩的准生证，更多地注重对每个个人人权的保护等。有一些六周期的项目县，即使项目结束了，也还继续延续项目的做法。在第七周期合作的时候，我们的合作主要在省级，因为我们觉得需要和能够制定和改变政策的合作伙伴加强合作。之前和卫生部和计生委都是合作伙伴，在两个部委合并之后，和卫计委一块来合作，共同促进两个部委服务的融合。

　　我们只是扮演倡导者的角色

　　澎湃新闻：在过去30多年里，联合国人口基金已在中国开展了7个周期国别方案工作，在开展这些合作项目时，你们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何安瑞：这点需要说明，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工作重点，不是直接来提高国内机构的服务能力，这也不是我们这样的机构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所要发挥的作用，是通过倡导，告诉我们国内的合作伙伴，这个事情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做。你们做得已经很好了，但是依然存在哪些问题。比如，在中国，有户口和没户口享受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在我们办公室也有这样的情况，外地的员工在北京面临一些困难。我们不希望因为户口或其他的障碍，在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待遇的人，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倡导，来改变目前仍然存在的这些挑战。

　　澎湃新闻：本周期的项目包括促进性别平等，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看，2014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依旧高于合理水平，你认为造成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是什么？

　　何安瑞：这个根本的原因还是重男轻女的观念，在很多人的脑子里认为男孩比女孩价值更高，在过去，女孩不能继承家里的土地，没有太多的权利，如果在有真正家庭计划的社会里，生男孩和生女孩的比例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平衡的，但是当生育数量受到限制，又加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出生性别比就容易失衡。在过去有人会选择如果生下来是女婴就放弃，现在在技术上可以做孩儿性别选择，所以这一问题仍然严重。

　　澎湃新闻：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国家人口计生委合作在10个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中选择了3个干预试点，可否简单介绍一下干预的方法，以及取得的成效？

　　何安瑞： 我们在安徽长丰、陕西武功和江西靖安开展了出生性别比的社区干预项目试点，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推动修订村规民约。我们发现在最基层的村规民约中存在着性别歧视性的条款，比如说一些妇女拥有宅基地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上门女婿享受不到同等的村民待遇，也不允许女性作为领头人主持她父亲的葬礼等。在我们的项目点大概已有99个村都做了村规民约的修订，村民尤其是妇女得到了参与决策讨论的权利，推动了在基层的改变。

　　所以我走访项目点时看到，女性也可以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房子，也能够主持父亲的葬礼，而且能够为女婿上门举办隆重婚礼来推动民风民俗的变化等。像这样的项目虽然只在三个地方开展，但我们希望项目可以有一个示范的效应，将来在更大范围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