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近期的中国股民来说，一片惨绿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一时间关于证监会救市无能、中国股市存在阴谋等等说法又开始流传。中国股市和舆论界的乱象让身处美国的经济学家、理论物理学家陈平教授也深感忧虑，并特意为观察者网撰文，分析股灾原因及对策，希望能为股民和决策层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陈平教授曾师从诺贝尔奖得主普里戈金，发现了经济混沌理论，并长期关注金融市场。在他看来，此次股灾的根源在于“看不见的手”并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稳定性，而眼下的中国经济学界显然也没有意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弊病，大呼股市泡沫制造恐慌情绪；中国是股市大国而不是强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上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处理危机不能打均衡理论的供求保卫战，要谨防金融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

　　陈平：处理股灾不能打均衡理论的供求保卫战

　　中国股市连日暴跌，已成股灾。这是坏事，也可能是好事。坏事大家都看得见：三十年高速增长积累的财富，没有流向实体经济，反而流向虚拟经济，自相残杀。中国改革的成果有可能被金融的自由化政策造成重大内伤，不是建立稳定发展的新常态，而是连锁反应的失控态。说可能是好事，因为可以用事实给全国全党上了一堂生动的经济学课：“看不见的手”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稳定性，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条，被2008年的金融危机打的粉碎。

　　然而，在西方、拉美、和东欧国家都在反思西方经济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主流却在继续鼓吹金融自由化，并且提高到“改革深水区”的高度，竟然忽悠到不熟悉金融市场的某些决策部门。中国市场经济的经验还不如拉美和印度。从西方教科书学习市场经济的本本经济学家，完全不知道市场经济的现实和教科书均衡理论的差距。要是不付出重大的代价，中国的经济学界和舆论界是不会正视金融危机的教训的。危机对迷信西方模式的人来说是重重的危，危到可能身败名裂的程度，但是对探索中国道路的人来说，却是大大的机。红军当年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哪里敢怀疑洋顾问李德的权威？怎么会发现农民土包子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中国道路，会有一天打败西方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

　　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邓小平抓住了国际机遇，既敢于对西方开放吸收新技术，又头脑清醒地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的自废武功。但是，中国始终有一批人，认为中国的实事求是是否认西方的普世价值，中国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是全面扭曲，要求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国际接轨”，在金融危机之后，继续在中国推行华盛顿共识，尤其是金融自由化，作为中国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就此而言，这次股灾的发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教条加上金融利益集团多年的游说，已经对金融决策部门产生重大影响。

　　应当指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是极为偏颇的。西方经济学有几个流派，只有芝加哥学派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迷信市场的供求关系是自动均衡的，殊不知虚拟经济的大户坐庄和散户追涨杀跌的本质就是非均衡的。凯恩斯学派早在大萧条时期就意识到市场群体的从众行为会导致市场的失衡，只有政府的适当干预才能平抑危机。熊彼特学派更是尖锐地指出经济波动的机制是内生的“创造性毁灭”，经济波动有长波、中波、短波，决非新古典经济学编造的噪声论或泡沫论，经济增长的带头人是有远见的企业家而非短期套利的投机家。马克思则是最早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私有制的矛盾，必然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致社会革命。但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利用全球军事霸权建立起来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一度缓解了西方经济的周期波动，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国的金融霸权。问题是：中国人的从众心理比美欧日还严重。大学经济学只教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教熊彼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都被边缘化。一到危机来临，武器库就没了弹药。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非平衡的正反馈放大社会的心理恐慌，而金融监管部门和大众媒体，却在呼吁用均衡论的负反馈把多空大战升级，犹如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阵地战来对付日军的进攻战，请问这种金融保卫战的“焦土政策”要把中国经济带到哪里去？

　　新古典经济学的金融理论假设市场交易者都是尊重基本面的理性人，供求双方的下注是对称的，价格波动服从均衡理论的正态分布，大幅度的偏离是小概率事件，所以杠杆交易的期货和期权可以对冲风险，稳定市场。但是三十多年来经济复杂性的研究从数据分析和理论上完全否定了新古典的均衡理论，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从实践上否定了过去三十年所推行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可惜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对此置若罔闻，反而把中国行之有效的资本账户管制和渐进改革的双轨制思维当作市场扭曲的根源。在西方陷入长期停滞的新常态，不得已推行零利率政策，向新兴市场转嫁金融危机时，鼓动中国决策部门向国内国际的投机资本打开大门，放松监管，拆除银行与股市之间的防火墙，才有今日股市的险象环生。

　　应当肯定，证监会推行股市改革的初衷是有道理的。中国民间的储蓄率如此高，而企业的债务率也高，对实体经济是极为不利的。中国把企业上市的审批制改革为注册制，中国实体的基本面远远好于发达国家，预期中国股市的繁荣从而带动一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上市，是合理的预期。问题是，纸上谈兵的媒体经济学家不懂得任何创新型的企业不确定性都很大，没有人能预测创新企业股票的合理价位，只有事后才能判断哪些新技术能获得稳定的盈利空间，哪些会中途夭折。美国股市差不多每十年就炒热一个新产业，从半导体、计算机、生物工程、互联网、到新能源，每次投资大银行和大媒体合作的如鱼得水，才能在长期外贸赤字的条件下，吸引全球资本来为美国经济加油。即使美联储也宁愿在股市大跌之后救市，不愿在股价下跌之前踩刹车，为的是维护美国投资界而非股民的利益。只有中国，虽然实体经济突飞猛进，然而股市长期低迷。偶然股市有所复苏，总有本本主义的经济学名家加上媒体的炒作，大呼股市泡沫的狼来了，使中国股市的复苏难以获得大众信心和主管部门的支持，重回企业依赖银行贷款的老路。这次也不得免。问题是，中国经济和股市的规模都已经和美国相当，却没有和西方大投行与对冲基金经验相当的得力战将。在开放融资融卷的杠杆工具时，证监会的书生气十足，付点学费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中国的问题是对金融市场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中国目前出口市场萎缩，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严重脱离居民的购买力，使实体经济的发展极为艰难，导致大量游资从实体经济和房地产流出，进入股市。如果不能搞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创新，把短期套利的游资纳入长期投资实业的渠道，中国股市的暴涨只会走美国和台湾走过的道路，挤出实体经济，放大金融危机，此其一。第二，西方以美国为主的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美国GDP的50倍，投机货币、期货、利率的交易量每天达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对外贸易的需求。中国即使坐拥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要和西方对冲基金打金融战，也只够几天的弹药。如果要把中国的社保基金和国有银行也拖进来，那就是中国经济的滑铁卢，可以在短期内毁灭中国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不知道中国工业出身的决策者，是否明白金融这种火箭科学双刃剑的利害？

　　依据我三十年来研究经济混沌的经验、多年和西方金融家的交往，以及多年研究西方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我提出几条危机处理的基本思路，供中国的决策层参考。因为时间紧急，无法走传统的内参渠道，我直接诉诸媒体和金融实干家的良知，以改变国内目前舆论一边倒的危险局面。好在有效的金融政策必须透明和说服大众，才能打破庄家对赌的合谋。所以，我下面的建议，只提基本思路，具体操作留给有关部门拿捏时机和分寸。

　　股市暴跌，如何救市考验着决策层的能力

　　第一，市场危机时，第一要务是切断正反馈的恐慌反应，而非调动负反馈的资源救市，等于火上加油。切断正反馈的办法有很多，最严重的失控状态，可以学罗斯福在大萧条期间对付银行挤兑的办法，下令银行放假。我们可以不定期关闭股市，来打断市场的恐慌情绪，也防止监管部门乱了手脚。等到恐慌情绪冷却时，再出台新的政策，改变股市的游戏规则，把坏事变为好事。

　　第二，要搞金融界的统战而非反恐，呼吁多空双方同舟共济，不要对赌互杀。办法是冻结目前的融资融卷操作，暂停股指期货期权的交易。等监管部门摸清仓位的真相能估计各方得失的规模后，再研究后事处理的办法，以最大程度减少纸面上的损失，发现体制上的漏洞，并给违规操作的大户以应得的处理。

　　第三，火灾爆发时，首先要做的不是救火，而是防止火灾蔓延。为此，必须立即重建金融防火墙。严禁社保基金和国有银行的资金进入股市，防止虚拟经济的灾害蔓延到实体经济。

　　第四，给套牢的资金建设性的出路。对于股价飙升的创业板企业，严禁大股东出售股票套现，但是允许把股票打折转换为其他实体企业的股票，目的在强化实体经济的股权投资。如何操作，建议有关部门成立专门的实体股权交易所，用有引导的市场方法来解套股市的投机资本。对于参与多空对赌而套牢的散户资金，也要研究建设性的市场机制，转化为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

　　第五，立即试行托宾(Tobin)税，用税收办法抑制短期炒作，鼓励长期投资。例如，危机时提高股市的交易税，实行资本收益的阶梯税：短期收益高税率，长期收益低税率。税率的调整视形势的发展稳步进行，不要大起大落，才能建立股民和政府的共识。

　　第六，放慢或严格管制沪港通和外资合格投资者进入股市。西方金融危机的祸首就是西方的金融寡头，包括某些大学基金和退休基金。中国人却天真地以为他们代表先进的金融生产力和长期投资者，在危机时幻想西方寡头会参与中国的救市。更不能在目前状态下和西方大国签中国缺乏经验的金融自由化协议。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取决于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实力。只有中国金融企业在国际竞争而非国内竞争中胜出，才能像制造业那样逐步开放。目前条件下的中国金融企业，连起码的计算机交易和定量金融模型的开发能力都没有，只会在西方投行和对冲基金的后面跟风交易。先修筑堤坝，再学会开门出击。

　　第七，战略决定之后，干部任用是决定性的因素。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世界上没有一个制度能保证干部的选拔不犯错误。中国两弹一星的大跃进成功，因为挂帅的是聂荣臻，信任的大将是钱学森。钢铁和农业大跃进的失败，却没有对说假话的官员问责。中国的金融业至今只是大国而非强国，关键在没有找到金融的聂荣臻和钱学森。我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识别人才。中国金融界的命运，除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实体经济的成长空间之外，还要考验中国的决策层如何选拔金融业的领军者，究竟委以重任的是韩信还是赵括？只有历史才能判断。我们期待有关决策者能多谋善断。尤其要加强政府、学者和金融实业家之间的沟通对话，切莫闭门造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