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经历。

　　面对的采访对象，是我15年前的大学同窗，因辞去副县长回乡种猕猴桃，成了新闻人物。

　　十多年未见，我一眼就认出了刘涛：清秀，瘦高，内敛的笑容，一身运动衣裤，右臂绑着一个红色手包。跟大学时代相比，没有太大变化，我很难想象他当副县长时正襟危坐的样子。

　　这不仅是一次采访，也是两个曾经的同学，关于人生价值、理想和选择的对话。

　　这次对话，是跟刘涛一起驱车从长沙回他的家乡慈利县东岳观镇途中进行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丁永勋

　　谈辞官：就是一种职业选择

　　记者：正式辞去副县长职务是什么时候？

　　刘涛：正式提出辞职是去年10月份，办了一个多月，中间县长找我谈话，表示了挽留。去年12月底，县人大开会，正式同意了我的辞职申请。

　　记者：是彻底辞职，还是暂时离职创业？

　　刘涛：彻底辞职，公务员身份没有了，拿到公司的营业执照，我开玩笑说“终于当一把手了”。医保、社保什么都还没顾得上管。停薪留职不太可能，也不符合现在的公务员法，这不是吃空饷吗？

　　记者：还是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辞职原因吧。这么年轻当上副县长，很多人可能四五十岁也坐不到这个位置。我看到网上有人猜测，辞职或者是干得不好，提拔无望；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无法胜任，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刘涛：其实我当公务员，干得还算不错的。最近有空的时候，我整理以前的材料，翻出很多之前得的荣誉证书，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还拿过公务员二等功奖章，这个是很难拿的。不能说是因为当不了县长才辞职的，那个记者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如果按部就班做下去，也不是没有提升的空间。辞职前我还被借调到省国税局工作，应该说领导对我的工作是认可的，也有进步的机会。

　　记者：那辞职跟中央改作风或者八项规定下“当官不易”有关系吗？

　　刘涛：我个人觉得关系不大。像我们从机关下来的年轻干部，本来对官场各种应酬饭局是抵触的，管得严了反而是一种解脱。我在县里分管工业、劳动保障和安全生产这些，经常要下乡，有时候觉得让司机开车接送有点浪费人力，经常自己开车去。周末或节假日回长沙，也都是开私家车，或者坐火车，没觉得有太大变化。

　　记者：那有没有什么一个契机，或者什么事情触动你做出辞职创业的决定？

　　刘涛：我有这个想法，至少有大半年了，到县里工作以后，下去多了，跟老百姓接触多了，觉得农民太需要人带领他们创业了。我本来就是农村出来的，对家乡和土地有感情。你去看看就知道，我的家乡环境很美的，但因为没有年轻人，很多土地都在那儿荒着，最多种点玉米，因为省事嘛。我觉得再不回去做这个事，可能就晚了。

　　记者：这么说你觉得这个决定很自然，也不算多艰难多重大？

　　刘涛：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一种职业选择。我跟其他记者说过，我觉得农民是最自由的职业了，而且我有兴趣也有能力去做。

　　我辞职半年多了，一开始也没有太多人关注。因为湖南日报有个副总编是临澧人，回老家听说了这个事，一定要采访我。我一开始还不太愿意，但他们说这个是好事，正能量，一定要宣传一下。

　　其实现在辞职的干部也有不少，只不过有的去企业了，有的出国了，有的创业了，辞职搞农业的不多，所以才引起关注吧。现在国家也是这种导向，公务员要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记者：不过你的家人不一定这么想吧，他们支持你吗？

　　刘涛：我夫人倒是挺支持的，因为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她嘛。最支持的是我9岁的儿子，今年过年他把压岁钱都攒着，说要留给爸爸创业(笑)。父母还有80多岁的爷爷一开始确实不理解，还流了眼泪。不过现在他们都想通了，为了支持我创业，原本都搬到长沙的父亲又回了老家，带着大家在地里干活。母亲要带孙子，又不放心家里，现在长沙和慈利两头跑。

　　谈创业：过去的经历都是财富

　　记者：我记得你当时一毕业就回湖南当了公务员，当时是什么一个契机？

　　刘涛：其实很简单。当时湖南省到北大选调毕业生去基层，我就报名参加了考试，然后就考上了。当时跟我一起考上的还有一个咱们同学，也是湖南老乡，我们的职业轨迹都差不多，先在乡里工作，然后到省里机关，又到县里任职。那位同学现在郴州一个区当副区长，我们经常交流，他对我辞职创业也挺赞成的。

　　记者：你大学学的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时是不是有另外的选择？

　　刘涛：有啊，专业对口的，可以去湖南省图书馆。但那时候刚毕业，人生经验很有限，就是觉得当公务员有前途，也比较稳定。

　　记者：实际上呢？

　　刘涛：经历过才知道，基层公务员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一开始在乡里工作，也跟农民差不多，一个月拿600块钱，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去。后来到机关，工作相对简单一些，主要做文字工作，写材料，有时候也挺枯燥的。当副县长时，工作任务更重了，收入嘛，加到一起也就3000多块。所以并不觉得有多大落差。

　　记者：你大学学的专业其实跟后来的工作关系不大，你怎么看在北大这四年对你的影响。

　　刘涛：其实当时上大学包括后来选职业，都是很偶然的，但北大四年的教育，对于我这个从未走出大山的孩子，还是非常关键的。学的专业知识可能用不上了，但过去的经历都是财富。我现在每天都看北大校友微信群，也经常跟一些校友交流，看他们谁做了什么东西，哪个同学又创业了，都很受启发。

　　记者：北大也有你这样的例子。我记得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学习的楷模就是北大毕业去当村支书的吴奇修，也是你们湖南人，你参加选调到基层当公务员，有没有受到他的影响？

　　刘涛：我当时就知道他。说起来我跟他还有些渊源，我从张家界市团委调到省团委，他还是伯乐呢，当时他是团省委书记。不过我现在辞职搞农业，除了跟我是农村出来的，了解农民、对农村有感情之外，也是受这些北大校友的启发。

　　互联网+农业，我觉得还是大有前途的，我也有这方面创业的优势。我现在一边干，一边学，学习法律方面的东西，一些做得好的电商，也去学习一下，开阔一下思路。农村太需要有知识懂市场的年轻人了，就缺人带着干。

　　记者：这么多年基层干部的经历，对你今天创业有什么帮助？

　　刘涛：当然有很大帮助。跟那些一毕业就创业的大学生比，我还是有很多优势。从大学一出来，懂得干什么呀。你的思维、资源都不够。现在号召大学生创业，其实也很难的，成功率不会很高。公务员创业跟大学生创业不一样，经过管理部门的锻炼，见识和思维方式都不一样。

　　我现在主要不是干活，只是回去偶尔跟他们干一下，我主要研究市场和运作模式，再就是寻求支持。需要资金去找银行贷款，找农科院专家提供技术指导，还有怎么建网上平台。现在也有很多银行表示愿意给我贷款，还有水果商主动找上门要求包销我的水果。不过现在离收获还早，搞农业需要一个很长周期。

　　谈选择：副县长有七八个，刘涛只有一个

　　记者：在你们这，考上北大很不容易，这么年轻就当了副县长，辞职搞农业是不是有点可惜，甚至像有人说的有点“浪费资源”？

　　刘涛：我不觉得是浪费资源，当公务员和做企业，都是一种职业选择，而且我觉得农村更需要回乡创业的人。我搞农业，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广泛调研的，也能承担这个成本。即便创业失败了，我也不用担心生计，最差还可以找个工作，继续把这个做下去。

　　选择搞农业，跟个人经历和性格也有关系，我喜欢农村，还是习惯待在农村。改变它也好，拯救它也好，我愿意去做这件事。现在国家政策导向是对的，但就是缺人去干，我现在雇的工人，都是50岁以上的，没人带头不行啊。

　　记者：但靠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多少呢？

　　刘涛：我能投入的财力确实有限，初期只搞了100亩，目前投入30多万元，而且搞农业风险很大，也需要较长的周期。我是想通过这一百亩的示范，形成带动效应。农民是很现实的，如果看到有收益，他就可能加入。到时候我提供技术、种苗、肥料，统一品牌和标准，你按我的要求生产，然后统一销售找市场，比种玉米赚多了。一亩地赚一万块钱，就是很可观的收入。

　　现在我们那个地方的风气也在改变，有了干活的热情和积极性。以前叫不到人，一天给100元也不干，打个麻将也能赢几十块呢。但他们看到土地能带来收入，就愿意做这个事情。

　　记者：当副县长也能通过积极履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啊，而且能帮助更多人，为什么非要辞职自己创业？

　　刘涛：一个成熟体系内的公务员，很多时候就是个执行者，有一套工作程序，有各自的职权范围，其实能做的事也很有限。我们县里干部，都有扶贫、驻村的任务，也可以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但很多时候改变农村面貌，不能只靠行政力量，还要靠产业、靠市场的力量。比如我们可以帮他们争取资金修条路，但也就是出行更方便一些，没有产业和产品，农民还是无法增加收入，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发展产业还是需要有人带头，但现在农村最缺的就是人才。城市把精英都收割走了，青壮年劳力也被城市收割走了。国家投入在农村建设上再多，也得有人去落实。我老家山上这几年都修了水渠，但没有人用。

　　记者：可是公务员也得有人干啊？

　　刘涛：现在不缺公务员，但农村却非常缺人。一个县副县长有七八个呢，但对我老家的农民来说，能带领他们搞农业致富的，可能只是一个人。

　　记者：湖南省刚发布了鼓励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创业的文件，这是不是更促使你下了决心？

　　刘涛：我看到了那个文件，但那只是一个号召和倡议性的东西，没有特别明确的支持措施。不过这个导向是对的，公务员就应该能进能出，可上可下。如果官员和企业界人才能够有更多机会双向流动，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