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记者 聂新波 毛予菲        

　　事情缘起于以郑州富士康为首的空港区企业存在巨大用工需求，在普遍存在的“用工难、用工荒”前提下如何招到工人，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河南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办通过政府+企业的方式，推动民营企业主导的农民工服务中心创造性的利用“互联网+”模式，发力社群经济，变不利为有利，通过市场经济手段良性解决了这一难题。该案例集合了政务创新、“互联网+”、社群经济等要素，并就农民工市民化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同时对其他行业和领域也极具借鉴意义。

　　《环球人物》记者抵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时候，正赶上富士康的工人们下班，人群呜呜泱泱，大队伍过马路特别壮观。从随行人员处得知，仅郑州富士康就有20到30万员工，他们大多是进城务工的第二代农民工，随着两年多前郑州富士康科技园区的落成，陆陆续续远离家乡来到这里。

　　除富士康外，空港区还有不少用工量大的企业。因工作枯燥心理压力大不适应，淡季市场活少、工资低等原因，这里每年有近50万农民工来了又走了，走了之后又回来。他们之中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来到空港打工的人。

　　2014年年底，就在这片开发区，巨大、特殊的用工需求催生了业内第一家政府批准成立、民营企业主导的农民工服务中心，一个50万流动人口的新家——云工社。从此之后，这些农民工也有了新的名字和身份——“云工人”。

　　云工人的“梦工厂”

　　在港区生活区域内，诊所、便利店、小饭馆应有尽有，一到下班时间，这里便开始热闹起来，而云工社活动中心就设立在这些熙熙攘攘的小商铺堆儿里。在郑州市云招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利娜女士的带领下，《环球人物》记者好好逛了一圈。从大门进去的拐角处有一张铺满整面墙的照片，上面印着云工人的头像，他们大笑着欢迎新成员加入。在这里，云工人都是主人。

　　他们在云工社找工作，这里每隔两天就有富士康的招聘专场，《环球人物》记者正好遇上面试，几百人排着长队，都带着希望来；这里有大教室，每周好几场讲座，除了培训专业的技能知识，还有心理咨询师教他们用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闲暇之余他们还能参加云工社组织的各类活动打开社交圈，交上三五知心好友，甚至找到另一半。最重要的是，这些都是免费的。

　　如今，占地2000平米的活动中心已经有了一万多随叫随到的活跃会员，这个数字还在持续稳定的增长。曹利娜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我们曾经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远赴他乡、为梦想拼搏的新生代农民工——云工人们最需要什么，我觉得答案是‘信任’。让进入陌生环境，缺乏安全感的他们去相信陌生人很难，我们首先就要相信他们，从找工作到帮助他们快速融入环境，再到生活中的各方面都替他们考虑到，给他们最实在的服务。云工人感受到了、相信了，自然会口口相传。”

　　“空港区是郑州最年轻的城区，这里生活着50万左右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老人，没有孩子。刚开始的时候，对我们的做法，农民工是观望怀疑的，以为云工社是最大的中介，利用他们赚钱。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们已经相信云工社是真心为他们服务的，现在空港区只要知道云工社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是因为我们紧紧围绕云工人‘享玩乐、求成长、涨工资、做老板、找对象、好生活’的核心需求来做。我们现在发愁的是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线下1万多名活跃会员已经服务不过来了。”郑州市云招募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裁苏东江先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云工人社群经济潜力巨大

　　谈到云工社颇具互联网思维的运营方式，苏东江告诉记者，云工人通过云工社进富士康或离开空港区到外省就业，都不用花一分钱，出钱方是河南当地政府和外地用工企业。为了吸引富士康落户郑州，河南省承诺帮助富士康解决人力资源保障问题，鼓励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富士康招工，招工成本由政府财政补助。其实包括云工社在内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更愿意推荐工人到外地，因为外地用工企业会支付每人500-1000元的介绍费。云工社现在每年为富士康招工5-8万人，每年向外地推荐1-2万人。“今天恰好对接了上海的一家企业，他们长期需要熟练工人。云工人在去之前非常清楚他去做什么，工资待遇多少，有多少加班费，等等。我们不仅不收农民工的钱，还负责他去之后的生活、维权等，让他们有最大的安全感，让云工社成为他们的第二家园。”

　　经调查，云工人大多是18至25岁的年轻人，工作之余，上网成为他们最大的娱乐。每月3000元工资，手机上网就能花掉100多元。据此，云工社开发了自己的网络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每个云工人在入职富士康之初就在平台上注册成为会员。苏东江告诉记者：“现在有数据关系的3万多人，活跃用户1万多人，空港区每年走出去的50万云工人都是云工社的数据会员，今年我们的目标是20万活跃会员，三年后达到200万。”

　　为什么如此重视拓展云工人会员，苏东江告诉记者，在大数据时代，会员数据会成为最宝贵的资源。首先，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政府能了解到各地农民工的走向，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长短，换工作的几率，流动情况，等等。这些数据都将成为未来政府决策的参考依据。其次，根据业内的普遍看法，当一个平台的会员数量达到20万，就具有了经济价值。仅仅从广告价值来看，一个僵尸粉的估值是5元/个，活跃会员50元/个，互动性强的粉丝100元/个，而有信任度传递的社群会员达到了300元/个。目前，云工社已经与很多招聘机构及58同城等相互开放农民工会员数据，如果这些交换来的会员数据被激活后变成活跃会员，该云工人社群平台的投资价值将大到无法估量。

　　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导入外部资源对数据进行盘活，例如，云工社一直在线下组织云工人的相亲活动，现在云工社已经与世纪佳缘合作，为云工人提供可靠的线上婚恋服务，这样婚庆公司、婚礼产品就可以随之进驻云工社的平台进行交易。现在，云工人开始习惯在该平台上“我卖饼干给你，你给我送一个快餐；我买你的太阳镜，你买我的太阳帽”，做到相互买东西，自己创业相互服务。会员与会员之间不断相互交付，社群经济就产生了。原来云工人之间的消费与平台无关，但现在有关之后就了不得了，制造商会拼命跟社群合作来销售他的产品，云工社就可以收取一定的入场费和佣金。

　　政府+企业，撬动社会力量

　　农民工全国都有，为什么别人没做成云工社这样的气候？这跟当地政府的引导、支持与监督的力度有关。

　　河南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工作办公室主任李甄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与云工社的合作是政府+企业、公共部门+私营部门，通过撬动社会力量一起为农民工提供基础性+拓展性的全方位服务。政府提供基础性标准化的配置，云工社则在标准化之外，给农民工提供其乐于接受的，更精细化、个性化的拓展性服务。

　　作为河南省委决策信息专家团的成员之一，长期从事就业工作和关心农民工问题的专家，李甄对新生代农民工有着独特的认识。他说新生代农民工明显有别于第一代，他们素质高，诉求跟城市人没什么区别，也有追求实现自己价值的愿望，需要精神方面的享受，有各种各样个性化的需求，单靠政府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这时，政府和云工社就找到了结合点。另外，第二代农民工厌倦流水线作业，流失率非常高，仅郑州富士康每年就流失20到30万人。如此多的人招来后再流失太可惜，能不能留住？怎么留住？能不能把这些人集中起来，介绍到其他企业去，将来有可能的话再招回来？如果这样可行，谁来做，谁愿意做这个事？公办就业服务机构的职责大多局限于提供岗位、职业培训、维护权益这三方面的就业服务，引导鼓励民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市场的力量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需求就成为必然选择。通过深入了解，记者发现云工社在凝聚起一部分农民工的同时，初步形成一种调节劳动力配置的更良好的机制。云工社在提供技能培训、城市生活知识培训、心理疏导等服务之外，还为新生代农民工设计好走出去再回来的升职加薪成长路径图与时间表。比如，在富士康的普通工人，可以在走出去后到其他企业或换更好的岗位或做小组长，一到两年后再回富士康做小组长或高一级的职位。此外，他们还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各类线下交友活动、让云工人做演员拍微视频、组织农民工春晚，甚至邀请到了崔永元做监制并出演重要角色筹拍国内首部农民工题材的电影来丰富云工人的精神生活。

　　李甄对记者讲，通过这段时间的试点，基本实现了原来的预期。“在全国农民工工作会议上，我们把以上情况做了介绍，与会代表都很感兴趣，得到部里有关领导的鼓励”。未来，李甄还有更大的设想。通过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云工人不用一辈子都待在流水线前做最基础的劳务工作，他们可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提出诸如换岗、学厨师、做装修、写软件、开网店等需求，通过政府+企业的组织与动态化协作，不断培养出符合新常态需要的新型高素质产业工人，让这些实际上回不去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在城市站稳脚跟，扎根立足，顺利完成从农民工到城市市民的转变。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希望相关领域的领导和专家，能关注他们并给予指导和支持。

　　在采访的最后，李甄谈到了农民工及其他各类人员的创业问题。他说，最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热很火，我们在这些年也做了一些探索。新世纪初，下岗人员多，就业岗位少，我们动员了一部分人自主创业。当时社会上的热钱少，银行又不给贷款，所以最缺的就是钱。虽然国家出台了小额担保贷款政策，但由于下岗人员没有信用基础，银行无法考核信用等级，而且由于贷款数额都很小，银行不愿贷。我们探索提出动员当时劳动保障系统的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为下岗职工做担保，这在当时是全国首例。担保之后还有跟踪服务，有的地市甚至按月回访，帮下岗人员落实税收、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减免政策。李甄认为，对于开烟酒店、开打印店、开网店这类普通老百姓从事的、大量的、维持生计的创业，就要靠政府、公共部门来支持。

　　在帮助农民工及各类人员，包括大学生的创业过程中，李甄发现，场地和资金不再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创业者急需的也不再是提供场地和落实优惠政策，他们更需要集约化、系统化的一揽子服务——从创意到生产出产品，甚至到融资上市。“我们到中关村考察，走访过像中科招商、赛伯乐这样的创业服务型企业后发现，要想培育更多创新型的企业，必须依靠创业服务型企业和机构。下一步，我们会把引进一批创业服务企业、培育一批本地的创业服务企业作为重点，采取‘政府+创业服务企业、机构’的模式，依靠社会力量，为更多科技的、创新的和新型业态模式的创业者提供专业化、全程化的服务。”李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