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李成涛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竟会与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有一次“亲密接触”。身为中国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简称“司法部司鉴所”)法医物证学研究室主任，他办案无数，但这宗尤为特别。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跨越时空、民族、语言的诗作。然而，裴多菲死因成谜，有说是战死，有说他被葬在西伯利亚……

　　1989年，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在西伯利亚掘开20多座墓穴后，终于发现了与裴多菲头骨相似的遗骨，但一直未得到生物学验证。近期，司法部司鉴所在接受裴多菲委员会的委托后，对遗骨和两份与裴多菲存在母系遗传关系、相隔六代的女性后代血样做了鉴定……

　　陈年遗骨鉴别向来是世界性难题，李成涛等人如何完成对这具距今百余年的遗骨的鉴定？裴多菲委员会为何选择中国鉴定机构？鉴定结果指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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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成谜

　　2014年9月，位于中国上海的司法部司鉴所迎来了一份特殊的申请。这份申请来自东欧，申请者是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落款处的签名是委员会的主席莫尔毛伊·费伦茨。

　　这份申请要求为一段经人类学考证的裴多菲遗骨做进一步的生物学上的鉴定，也即从DNA方面验证遗骨是否为裴多菲本人。

　　莫尔毛伊随后在来华期间讲述了这具遗骨的来历。

　　裴多菲·山道尔(1823-1854)是匈牙利诗人和民族英雄，他流传甚广的一首诗是《自由与爱情》。然而，裴多菲的死亡之谜，一百多年来流传着多种版本——

　　有人说他战死在瑟什堡战役中；有人说在1849年俄国俘获的战俘名单中查到了裴多菲的名字；有位前苏联老人则称其年幼时曾听长辈说村里墓地“埋着一位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外国革命者，是个诗人”，而这个名字，恰好跟裴多菲的原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相符。

　　由于这些说法都有文献记载，争议一直没有停止。

　　20世纪80年代，身为企业家的莫尔毛伊在获得政府资助后，建立了裴多菲基金会，并一直致力于解开裴多菲的死亡之谜。

　　当获得西伯利亚发现裴多菲坟墓的消息后，裴多菲委员会组建了一支由匈牙利、前苏联和美国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于1989年前往西伯利亚，寻找墓地下落。

　　由于年代久远，墓穴地表痕迹尽失，考察队几经周折，在先后挖开了20多座墓穴后，终于在西伯利亚巴尔古津诺村的一处墓穴中发现了与裴多菲头骨特征相似的遗骨。

　　众所周知，裴多菲生前头颅形状特殊，而且长有一颗很显眼的虎牙，这两点特征与挖掘出的头骨完全符合。

　　随后，匈牙利、前苏联和美国的人类学专家对遗骨进行了研究，遗骨的其他特征显示与保存下来的裴多菲画像、服装以及各种文字对其生前的体征描述完全符合，因此断定该遗骨极有可能是裴多菲。

　　然而，这没有得到生物学上的验证。

　　来华委托

　　为了进一步获得更为可靠的生物学支持，此后，考察队将遗骨先后送往美国、瑞士等国家的专门研究机构，谋求进行DNA检测。

　　但25年来，DNA检测上始终无法得到满意的亲缘考证结果。尽管裴多菲委员会又查找到有关裴多菲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军事档案，但遗骨之谜的破解仍然陷入了僵局。

　　“1989年遗骨被挖掘出来时，DNA技术并不发达，DNA技术被大量应用于鉴定是在2000年前后。同时，对疑似裴多菲的遗骨的鉴定属于复杂亲缘关系鉴定，而在国外，做复杂亲缘关系鉴定的需求和案例都比较少。”专司研究复杂亲缘关系鉴定的李成涛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李成涛还回忆：“当时司鉴所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向我们咨询能不能做关于裴多菲骨头的亲缘关系鉴定。后来我们了解到，咨询者是匈牙利裴多菲委员会主席在上海的朋友。”

　　原来，莫尔毛伊在与中国的商务往来中，听闻朋友谈及过中国司法部司鉴所，还了解到该所经常解决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案件。

　　司法部司鉴所被誉为中国近代法医学的发源地。据官方资料，该所建于1951年，前身是1932年成立的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该所如今每年还承担一定量的来自外国的委托鉴定。

　　随后，裴多菲委员会派专人到司法部司鉴所进行实地调查，并与中国多家司法鉴定机构进行比较后，最终选择委托司法部司鉴所进行鉴定。

　　也是这一次，让李成涛与裴多菲有了一次“零距离”接触，丰富了他对裴多菲的了解。李成涛表示，在此之前，他通过裴多菲的诗对其本人有些了解，但并不知道裴多菲还有一段参战后失踪，以及后来发生的寻找遗骨、辗转鉴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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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难题

　　今年2月5日，检材被送到司法部司鉴所。

　　“裴多菲委员会提供给司鉴所做复杂亲缘关系鉴定的检材，仅是一块1989年在西伯利亚挖掘出土的疑似裴多菲的腿骨和两份裴多菲的后代血样，鉴定难度非常大。”李成涛至今仍难掩当时的“压力山大”。

　　首先的困难是，被检遗骨距今年代久远，已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陈年骨骼概念，提取DNA的难度极大。李成涛说，陈年骨骼中DNA含量少且高度降解，给提取DNA带来了很大困难。

　　另一大困难是比对样本的性状不理想。用于比对的两份与裴多菲存在母系遗传关系的后代血样，提取的时间为2008年3月25日，2014年9月4日到达上海后，一直在常温状态下保存到今年2月5日才送检。

　　更大的问题在于，复杂的亲缘关系使DNA检验结果的分析更加困难。“由于本次供比对的样本是与裴多菲存在母系遗传关系的、相隔六代的两个女性后代血样，血缘关系过远导致常染色体遗传信息无法发挥作用，只能进行线粒体DNA检验。”李成涛透露。

　　三大难题能否破解，关系到鉴定能否完成。

　　就陈年骨骼提取DNA难的问题，李成涛回忆，法医物证室组建了技术攻关小组，认真比较和分析了现有各种骨骼DNA提取方法的优缺点并结合经验，制定了多套方案同时进行，同时适当增加取材量。

　　“正常情况下，我们想通过提取骨髓腔里面的DNA来做鉴定，这也更加容易，但遗骨距今年代太远，里面都已经腐烂了，这条路行不通。只能选择骨头作为提取的检材，但骨头里大部分都是钙成分，DNA提取比较难。”李成涛透露，攻关小组随后采用经过改良的骨骼裂解前处理方法结合硅珠法成功地在腿骨检材中提取到了基因组DNA。

　　对于比对样本性状不理想的问题，鉴定人员在常规Chelex法提取DNA失败后，采用离子交换法从血样中提取到了DNA。

　　对于相隔六代的血样“血缘关系过远”影响鉴定的问题，攻关小组为了得到可信的检验结果，对线粒体DNA测序结果进行了反复验证和正反向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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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谜团渐解

　　一个月后——今年3月6日，鉴定结果出来了。

　　得知消息的莫尔毛伊连夜赶赴上海。3月9日上午，他亲自领取了鉴定报告。

　　莫尔毛伊仔细地翻阅报告的每一页。现场有人注意到，当看到报告呈现的客观检验结果和检验分析后，莫尔毛伊神情激动起来。

　　检验结果提示：送检腿骨与血样间具有较近的生物学关系。这在客观上支撑了遗骨极有可能就是裴多菲本人的事实。

　　对于检验结果，李成涛说：鉴定结果不能理解为遗骨就一定是裴多菲本人，只是显示遗骨与送检血样间的亲缘关系比较近。之所以如此，李成涛分析说，是因为送检的血样是裴多菲母系遗传的一部分，且隔了六代。

　　但莫尔毛伊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惊喜”，因为鉴定结果没有直接排除掉遗骨与血样之间的亲缘关系。

　　而一旦排除掉这种关系，就意味着遗骨肯定不是裴多菲本人。

　　“25年来，我到过许多国家，其中包括美国、瑞士等，委托过数家司法鉴定机构对这份样品进行DNA检验，但都因为送检遗骨年代久远以及亲缘关系复杂而没有进行下去。”莫尔毛伊动情地说。

　　匈牙利当地时间3月13日，裴多菲委员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就裴多菲遗骨认定召开了技术研讨会，李成涛与所里的另一位研究人员受邀参会。

　　会后，李成涛还与裴多菲的后代进行了交谈，他希望裴多菲的后代能提供更多的样本做进一步检验。“因为本次是从母系遗传方面做鉴定，我们希望做父系遗传方面的鉴定来进一步明确。”他回忆说，“裴多菲的后代对此也表示愿意”。

　　这是李成涛第一次迈入匈牙利的国境。那天，天气很好，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河畔，站在裴多菲的雕塑前，李成涛想起了那首著名的《自由与爱情》……

(原标题：裴多菲疑似遗骨来华获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