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举办“《美国研究报告(2015)》发布式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新挑战”学术研讨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出席并讲话。傅莹回顾了自己5月中旬访问美国的情形，将美国的对华看法分为悲观派、乐观派和谨慎派(或者焦虑派)。傅莹在与中国学者交换意见，认为美国对中国存在深层的失望，例如“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

　　傅莹认为，中美需要开展更加有效的沟通，减少误解和误判，同时要避免相互刺激的言论和行为。而对中国来说，需要更快地适应新型大国的地位，学会及时和清楚地向世界阐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图。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

　　以下为傅莹发言全文：

　　5月中旬，我刚访问了美国，见了几位参众议员和资深教授，接触了7家智库，还与一些媒体人座谈，先谈谈印象。总的感觉，美国对华看法比较多元，释放的信号相当复杂。观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悲观派”，我最有意思的经历是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激烈的谈话，他表达了对未来中美关系最严峻的看法，强调只要中国按照现在的速度成长下去，中美对抗甚至是冲突难以避免。他认为中国正试图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世界秩序，使之符合自身利益。美国与其等待未来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无法控制，不如现在就联合起来应对。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中国可以等待，但我们不行。”不过，他的观点在美国属于极端的，不少人让我不要太关注如此脱离现实的言论。

　　第二类是“乐观派”，主要集中在经济、金融和科技界领域，他们对与中国合作期待很高，认为一个成长起来的中国带来更多机会，能为双方创造共赢的结果。他们提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30%以上，中国保持增长和中美合作对于美国、对于世界都至关重要。如果中国能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为各大贸易国和跨国公司提供巨大机会，而作为中国主要合作伙伴的美国企业将获益良多。

　　第三类可以称为“谨慎派”或者“焦虑派”，这好像是当前美国智库在对华看法上的主导性情绪。许多人坦诚地表达了对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担忧，但并未得出过于极端的结论。美国所有智库和媒体都在激烈地讨论中国在南海扩建岛礁的意图，他们关注的焦点似乎不在于领土的归属，而是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亚洲，因而主张美国要坚决顶住中国的扩张。在这个气氛之中，有些常年关注中美关系的资深人士也开始担心：是否大国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会重现？

　　在美国智库和媒体看来，正是因为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做什么都会引发关注和疑虑。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中美双方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高科技和军事问题等领域出现的分歧和问题，都容易被放大和政治化。

　　我再次见到基辛格博士，他在谈话中坚信美中两国合作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主张多沟通，真诚合作。对于未来秩序，他认为世界进入一个共同秩序的前景是存在的，但是会很艰难。

　　围绕这个情况，我与中国学者也交换了意见，大家的观察是，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存在美国对中国深层的失望：

　　一是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

　　二是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

　　三是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美国一些大企业长期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景不再，他们有些不适应甚至抱怨。

　　正是这种焦虑和矛盾的心态，使美国对中国在气候变化、海上搜救与护航、全球经济治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总是在支持、认可与怀疑、阻碍之间摇摆，对中国成长的正面和建设性效应喜忧参半。例如中国倡导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亚投行”以来，美方释放的信号十分混沌。但是形势比人强，这次我在美国听到的各方结论相当一致，都认为美国没有理由不积极支持和参与其中。

　　以上是一些印象和感受与大家分享。确实，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国之间通过协商而不是战争而建立起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和秩序，好像还没有先例。是否美国还是习惯并且希望继续“我主、他辅”的领导世界的方式？近年美国领导人和学界一再强调，必须保持对世界的领导地位。我在想，美国对“领导权”问题的焦虑，是否源于对自身处境和世界变化的不适应？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出现的起伏是否也折射了这个变化？

　　例如，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美国强调同盟体系，但是美国统领的军事同盟不涵盖所有亚太国家，仅仅依靠同盟这个小圈子、只保障同盟成员的安全利益，如何能维护亚太整体的和平与秩序？如果把自己和小圈子的安全利益凌驾于亚太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之上，如果以为对小圈子的领导地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是难以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的。所以，并非中国或者哪个国家在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而是美国自己需要走出旧的理念和习惯。需要考虑基辛格博士所谈到的，如何构建一个共同分担责任的世界秩序。需要克服现有的所谓“安全秩序”缺乏包容性的缺陷。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就是希望中国和美国这两个重要的大国避免陷入大国竞争冲突的老路，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也为世界大国的相处之道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虽然中美之间的分歧总在干扰合作，但并未改变两国全方位交往与合作的大局。我们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合作面最广泛、最深入的两个大国。2014年双边贸易额高达到555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存量超过1200 亿美元。去年两国间航空旅客达到613万人次，也就是说，每天都有1.7万人在两国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预期这个数字将以15%的速度增长。(1981年1月7日开辟第一条中美航线)。

　　去年11月两国签证延至10年的新政策，大大带动了人员往来，中国人赴美旅游和留学呈现新一轮热潮。据说美国使馆平均每个工作日办理的签证增加了50%，全年向中国公民发放的签证可能达到260万。(可以想见，美国驻华使馆签证官是多么辛苦。)

　　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现实生活中交往与合作是十分活跃的，并不支撑对两国关系悲观的看法。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我们的合作对当今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两国关系中的风吹草动都会牵动世界的眼光。

　　今年9月将见证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而双方提前7个月对外公布消息，也体现了重视和对访问做好充分准备的期待。对关心中美关系的学界人士来说，重要的是把握住大方向，做些扎扎实实的研究，努力回答影响两国关系的大问题，增加“确定性”，减少“摇摆性”。在诸多需要考虑的问题中，我觉得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首先，中美需要开展更加有效的沟通。目前看，一旦发生分歧，双方都难以说服对方，有点各说各话，或许有必要及时在不同层次把政策和战略意图阐述得更加清晰。两国官方和民间对话的渠道很多，需要提高对话的效果。我自己的体会是，双方在宣介自己立场和主张的同时，也要倾听对方观点，最好每次都能有些共识，而且坚持下去，不轻易动摇。考虑到中美关系早已超越了双边范畴，两国不仅需要讨论双边问题，还需要围绕地区和国际问题开展有效对话，减少误解和误判。

　　同时，也要让两国民众更多地了解这些对话的内容和结果，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对双方对话的深入和彼此政策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双方在民间和媒体层面不断累积对立和对抗的情绪，对两国不同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也不可能不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是要避免相互刺激的言论和行为，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对风险问题的管理，防止危机的发生和失控。正如最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谈到的，让CNN记者登上美国海军P-8A巡逻机，在中国南沙群岛工程上空进行侦察照相的行为，是很危险的。需要看到，这类“边缘政策”很容易给中美关系增添危险因素。

　　美国对中国在南海的意图充满疑虑，而在中国人看来，美国这些年在南海问题上一直表现出强力介入的姿态，像一只冲进瓷器店的鹰，将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形成的对话和搁置争议的格局搅乱了。美方学界一向不赞成把亚太出现的紧张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相联系，我们也希望这不是美国的意图。毕竟，冷战后的美国偏向于使用军事和胁迫手段解决世界上各种问题的做法，已经导致更多的混乱和贫困。

　　在全球层面，美国政府为了吸取教训采取了相对务实和慎用武力的做法，但是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效果不彰，需要重新调整，有人主张回归强硬路线。我想知道的是，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要在亚太地区采用已经在中东被证明错误的方式？难道，美国不应寻求新的更加符合时代进程的方式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国交往？在这些问题上，中美需要更好地沟通，包括两国学界也需要多讨论，更好地了解彼此。

　　第三，对中国来说，我们需要更快地适应新型大国的地位，学会及时和清楚地向世界阐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图。当然，中国现在还处于大而不强、将强未强的阶段，我们正在学习成为全球性的大国。现在经常听到美国或者是欧洲人在一些国际性问题上要求中国发挥领导作用。“领导作用”这个词在中国人听起来，既新奇又陌生，要学习在世界的中央舞台长袖善舞肯定是需要时间的。而我们自身的发展和改革也正在进入难度很大的攻坚阶段，中国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办好。

　　作为一个学习中的大国，中国人需要多几分冷静和耐心，多几分宽容。我们也可以从对美国这个有经验的大国的观察中学习，趋利避害。我国学界对美国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美国对华政策似乎不是单一的线性逻辑，有时候会是多重逻辑的叠加。我注意到最近美国智库界普遍主张重审对华政策，中方需要对此重视，更加积极主动地说明自己的意图和政策，多介绍中国的观点，避免美方在不完整、不准确的信息基础上对中国做出判断。

　　学界需要围绕双方的合作关系加强理论建设。40多年来中美合作的实践往往走在理论构建和政策研究的前头，这个状况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现在人们已经广泛认识到，随着形势的变化，中美合作的重点、排序、形态与范畴都在发生变化，相互期待的落差也在扩大，需要突破旧观念，更加主动地为克服困难、保持和加强合作设计路径。学界应当有所超越，辅助两国决策者为中美合作规划路线图。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美建交35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

　　(此文为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傅莹2015年6月4日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报告(2015)》发布式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新挑战”发布会上的讲话；来源：昆仑策研究院根据《动态内参》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