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以利逐利”，官员“靠权吃权”，以此结成隐蔽的官商“小圈子”。这类圈子，看似“朋友圈”，实为“共腐圈”。破除“小圈子”，既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也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强化对其监督。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生活在社会这张大网中，我们每个人都有交流的欲望、交友的需求。这是人作为群体性动物之必然。

　　相对于广大群众，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公权力这一重器，理应更加审慎地把握择友的标准和尺度。

　　然而，从近年来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例看，一些领导干部不仅没有慎交友、交益友，反而滥交友、交损友，最终与所谓的“铁哥们”、“好兄弟”结成共腐败、齐进退的畸形官商“小圈子”。

　　看似“铁哥们”，实为“掘墓人”

　　自封建社会以来，官商关系就是一对扯不清的矛盾：相互疏远既不现实，也做不到；而走得太近，又可能滋生诸如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问题。

　　领导干部应如何与商人交往，习近平总书记曾有生动阐述。他说，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诚然，只要双方遵循法纪、守住底线，做到“有原则、明界限、讲规矩”，官员和商人间正常的交往未尝不可。遗憾的是，一些官员在与商人朋友的交往中，并没有保持住应有的距离。

　　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在2005年结识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赵某，两人一拍即合，迅速结成利益同盟。近十年来，在王敏的力挺下，赵某的生意顺风顺水。而王敏也俨然把赵某当成了自家“钱袋子”，先后收受赵某赠送的钱物累计达人民币1800余万元。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与安徽某企业监事会主席吉某等人通过赏玉玩玉“相知相熟”。对吉某“进贡”的玉石，倪发科几乎照单全收。为了回报朋友，倪发科放下副省长的“架子”，和吉某一起跑环评、项目审批手续，为吉某控制的公司挪用国家下达的保障房用地指标等。

　　盘点近年来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不少官员的落马，都少不了“铁哥们”的“一臂之力”。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受贿的1132万余元赃款中，绝大部分来自与他相识20多年的三个“老友”；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转战多地任职，商人陈某一直跟随其左右做生意，并先后向其行贿394万元……

　　这些官员在与商人朋友的交往中失去了底线，不讲原则；失去了界限，不分彼此。官员通过“铁哥们”获得利益，“铁哥们”借助官员取得实惠。这样的“朋友圈”，早已沦为利益勾兑、沆瀣一气的“共腐圈”；这样的“铁哥们”，实际成为了官员人生的“掘墓人”。

　　一方“以利逐利”，一方“靠权吃权”

　　“我感觉他手里权力太大了，申报的项目给不给批、多长时间批完，他能起到特别关键的作用。”

　　“帮助刘铁男儿子做生意，目的是想通过给其儿子好处，与刘铁男搞好关系，使项目顺利得到审批。”

　　这是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被调查后，他的“铁哥们”—涉案行贿人邱某交代的内容。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逐利益最大化是商人的天性，本无可厚非。然而一些不法商人，却在逐利的过程中越过了法律的红线，极尽拉拢腐蚀干部之能事。

　　这些商人在与领导干部的交往中，通过资本和权力的深度勾兑，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关系网。领导干部到哪里任职，这些结伴的商人就跟到哪里，企业就办到哪里，土地就圈到哪里。如，不久前被调查的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其所到之处，均有某“铁哥们”强势插手城市建设的印记。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权相交，权失则弃。对于这些商人朋友的目的和伎俩，这些官员也并非一无所知。

　　刘铁男说：“他们之所以出手大方，帮刘德成经商挣钱……是看中了他身后作为父亲的我及所处的位置。”

　　“这些商人，他们绞尽脑汁跟你玩利益，怎么把你套进去……当你的权力失去的时候，第二天就不理你了。”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在被查处后，也在狱中袒露了心声。

　　明知与商人勾肩搭背会有被“围猎”的危险，这些官员为何还要趋之若鹜，投怀送抱？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认为，一方面，部分官员主观上有以权谋私的冲动，在一些商人的诱惑下容易形成共同腐败的“小圈子”；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太健全，寻租空间和腐败机会仍然存在，这为官员“靠权吃权”创造了客观条件。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松峰表示，官员“权力寻租”的欲望是形成官商“小圈子”的重要原因。“从实质上看，‘小圈子’是双方权益交换的媒介。通过这个圈子，官员私售权力，商人奉送钱财，各取所需。”

　　“另一方面，‘小圈子’的出现，也是一些官员‘鸵鸟心理’作祟。由于‘小圈子’内的成员经过官员精心选择，隐蔽性很强，这会使官员产生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他们会觉得只要腐败局限在‘小圈子’内，就不易被人发现。”李松峰说。

　　打破“小圈子”，构建“新生态”

　　在不久前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政商关系新生态：君子之交，相忘于江湖”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就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纷纷建言。

　　原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论坛上表示，“官商勾结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垄断权力和资源，不公平不透明，导致大部分民营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行贿”。这一观点获得不少在场嘉宾的认可。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既是对今年政府工作的一项要求，同时也为建立健康的官商关系提供了参照坐标。

　　近年来，政府不断简政放权，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就是要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同样，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监管亦在不断完善，使企业不能因有钱而“任性”。

　　“企业是市场主体，政府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两者之间肯定会有打交道的地方。但是官商关系要在法律的框架内，不能以权谋私，干预正常的市场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表示。

　　“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不会陷入关系的圈子。”李松峰认为，“‘小圈子’无非是把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权转化为私权，供圈子内的‘哥们’使用。因此，治理‘小圈子’，必须要确保权力运行过程的公开透明，让权力接受社会的监督。”

　　宋伟建议，破除官商勾结的“小圈子”，重点应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强化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对一些领导干部存在与商人交往过密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诫勉，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的情况作为巡视监督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的重点，加大对违规违纪问题查处力度，防止“权力经商”。

　　“在惩处腐败官员的同时，还应加大对行贿者的打击力度，建立失信惩戒机制，提高其违法成本，遏制商人通过官商圈子谋取利益的想法。”宋伟说。(记者 何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