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北京市以年龄限制毕业生落户的做法，早在2013年4月即被媒体披露。当年5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规定招聘毕业生不得有年龄等限制性要求。法学专家据此分析，北京市的做法由于和国务院规定相抵触，很快会废止。

　　法学专家当时的判断，有些过于乐观了。两年前，年龄限制还仅限于北京市市属单位，中直单位、央企等机构的大门，仍向“超龄”毕业生敞开；而两年后的现在，这扇门也要关上了。今年2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多位已和央企签约的“超龄”毕业生遭遇毁约，企业的解释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2015年高校毕业生的进京政策有了变化，年龄大于27岁的硕士应届生无法拿到进京指标。而就在今天，一位中直单位人事部门负责招聘的同志向笔者证实，尽管公开的招聘公告上没写，但单位确实是按照上述年龄审查报考资格，“没办法，一旦超龄，落不了户。”

　　是，北京不“收留”，还可以有很多选择。然而，对某些人来说，如果他就喜欢北京呢？社会，似乎不应也没有权力扼杀他在北京生活的梦想。

　　是，如果真喜欢，没户口照样可以在北京“漂”着。然而，看孩子上学需要办28个证件的新闻，谁的心里不发毛？想有个户口做个“北京人”过更安稳一点的生活，他可以有这样的追求并为此付出努力吗？

　　是，北京人口数量已经接近城市承受极限，限制是必要的。不过，只要压缩单位进京指标，限制的目的即可实现；只要进京指标数量不变，那么，不让“超龄”青年落户的结果，只是单位选择的范围变化，并不能实现减少城市规模的目的。当用人单位说出“我们也很无奈(2月13日《中国青年报》)”时，政策决策者应该意识到，这一政策客观上已经对用人单位自主用人权造成干扰。

　　不想重复宪法规定的平等权，也不想分析这样的限制是否涉嫌年龄歧视，笔者更想说的是，这一涉及人数众多的政策已实行两年，除了媒体偶有关注，几乎是在半秘密的状态下实施。为什么制定这样的政策？什么样的实证数据支持这样的政策？制定它经过了怎样的程序？这些问题，尚没有一个部门向社会说明，其正当性至少值得怀疑。

　　大学期间生场病休学，毕业时年龄可能就过了24岁；家庭困难，毕业后先工作几年再深造，硕士毕业也很可能过了27岁。前者是意外，后者体现的则是家庭责任感。对他们，社会不一定格外关照，但让他们因此失去成为“北京人”的机会，无论他们曾经怎样努力，未免残酷，也不公平。现实压力下，很多人越来越务实而少有梦想，而社会需要做的，正是通过政策导向为一些人拥有并实现梦想插上翅膀。一个人，哪怕他年过四十，只要他想通过自己努力成为“北京人”，社会也应为他实现梦想留下可能，而不是把门紧紧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