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中国反腐最低目标是阻经济寡头转政治寡头|中国反腐_新闻资讯
国际先驱导报5月20日报道 不久前，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相继出炉。数据显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在加大，宏观调控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5月10日傍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0.25个百分点。这是去年11月以来中国央行第三次出手降息。外界甚至猜测，这会否是中国版“QE”(量化宽松政策)。
可以说，中国经济“新常态”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中国诸多领域改革已亦进入“深水区”。显然，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如何开启新征程、如何进一步深化反腐、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取得发展、下一个30年改革将何去何从……这些关于改革方面的关键问题都有待解答。
新加坡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曾在其著作《中国改革三步走》中提出了中国改革的三个步骤：第一步经济发展，这个中国已经做的不错了；第二步的攻坚目标是社会公平，建立法制的尊严；第三步政治改革最敏感也最难，不妨作为一个远期目标。
近日，郑永年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详细阐述了他理解的中国改革和未来30年中国的改革前路。
《国际先驱导报》：去年底，您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第三个三十年》，为什么要以三十年为一个周期来观察中国？
郑永年：准确地说，应该是未来的三十五年。到2049年，是新中国建国一百周年。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毛泽东的30年、邓小平的35年和从现在开始到建国一百周年的35年。前面的65年已经成为历史，到2049年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就取决于今后的35年，而今后的35年怎么走？还得看前面的65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Q：您怎样评价毛泽东领导中国的30年？
A：我觉得对毛泽东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我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人，近代中国人受欺辱，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也搞了很多经济建设，虽然他领导下的新中国人均收入很少，但社会保障、人均寿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都是毛泽东的功劳。
今天我们说市场经济发展，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今天的市场经济，他为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化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Q：怎样评价由邓小平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
A：邓小平的三十五年，是另外一种改革范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我觉得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中国人喜欢跟美国人比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经历了五任总统。中国也经历了五任总书记。比较的话，中国从一个那么穷的国家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目前是7500美元(1美元约合6.11元人民币)，从整个亚洲来看，不管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速都不及中国。同时期的美国，除了在海外打了几场仗之外，没什么太大的成就。奥巴马上任后，美国国内基本上就是进行了医疗改革，到最后还没有成功。在国际外交上基本上没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中国三十五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国际先驱导报》：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国在政治改革上的成就不像经济建设那样突出。
郑永年：西方认为中国只有经济上的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我说也不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改革与西方强调的模式并不完全相同，但也取得了很多成绩：
第一是精英政治任期制，国家主席和总理连任不能超过两届。这是中国的政治发明。中国的国家主席与美国的总统任期相差不大。
第二是严格的年龄制度。每年中国都有上百万的官员(公务员)退休，这个对政治系统更新非常重要。美国的国会是终身制，只要选上了就是终身制，九十多岁还担任议员，这在中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第三是集体领导，即所谓的贤人政治。有一个干部的标准的问题。既要有地方的工作经验，又要有中央的工作经验，既要有公务员的工作经验，又要有军队的工作经验，我觉得非常好。西方的选举制度，有时候并不看重你的工作经验，只要你有某一方面的特质，打动了选民，就可以当选。
Q：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A：改革开放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不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分。一般来讲，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应该是分开的。我们看西方社会领域，社会保障、医疗、住房、教育，这些都是社会领域。这些是政府需要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医院成为一个暴富的领域。上世纪九十年代金融危机以后，有些人提出教育产业化，因为老百姓重视教育，教育产业化，可以拉动经济。2008年以后，建筑领域住房产业化，但是你去看，如果这些领域成为支柱产业的国家，社会肯定不稳定。
《国际先驱导报》：您在此前的演讲和著述中提到，“‘十八大’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新起点”，为什么？
郑永年：“十八大”规划的是中国未来35年的发展方向，它是一个新的起点。“十八大”之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
一是集权式改革。“十八大”以后，中国成立了很多领导小组，比如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等，好多西方人问我，这些小组以前也有，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我说这个不一样。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十八大”)以前的领导小组也很多，但是以前的领导小组一般是不公开的。现在的这些小组都是公开的，正式的，只要是公开的，就是制度化的。还有就是组长责任制，组长要负责任的。
第二是全方位反腐败。中国现在的反腐败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反腐级别越来越高，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被查，级别越来越高。二是对集团化、拉帮结伙式的腐败严厉查处。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最后就会出现经济寡头。石油、电力、金融，这些垄断，一个垄断就是一个寡头。如果经济寡头转向追求政治权力，成为政治寡头，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中国反腐的最低目标是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寡头转型。第三是以法治为目标的制度建设。无论是集权还是反腐败，本身并非是最终的目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是要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进行制度设计，这是今后35年的目标，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国际先驱导报》：您怎么理解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郑永年：我经常到中国各地去跑，对“新常态”有不同的理解。“新常态”是我们需要追求的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实现了的目标。这里大家要注意，中央的领导人非常清醒，但是到了地方，很多官员认为现在是“新常态”了，我们不用干活了，这种苗头很危险。
我现在到很多地方去看，一些地方官员不作为问题很突出。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很多改革的议题，这些都要有人来落实。你要改革，就要做事情，做事情就要涉及你周边人的利益，那这些人就会反对。怎样推动官僚机构主动作为，对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Q：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A：中国现在人均GDP75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社会，怎么样来把自己提升为一个高收入社会呢？如果能保持6%-7%的增长，10多年，20多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有些领导可能过分乐观了，认为中国不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我到地方上去看，经济增长压力很大。世界银行统计，二战以后世界上150个国家，只有十几个国家躲避了“中等收入陷阱”。这十几个国家大多是能源国家。还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国际环境影响。日本是西方的一部分，是一个纽带。西方基本把所有的市场都开放给日本，日本没有任何压力，经济就发展上去了。四小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提高了，而且四小龙经济规模比较小。从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的话，中国13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国际环境又不好。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怎么实现可持续发展，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国家，很重要。
Q：中国未来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A：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先生产、后分配、再民主。
现在怎么样把中产阶级做大，这非常重要。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最重要的是社会体系，把中产阶级(比重)创造到70%-80%。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五年了，中产阶级有多少？统计数据不一样，大概是25%-30%。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还是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不稳定的社会。为什么呢，我自己的观察，如果一个社会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社会了，老百姓非常理性、平稳。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自己有房有车的话，你就不会去烧别人的车和房子，你也怕别人烧自己的车和房子。如果你自己没有车和房子的话，你看见别人的车和房子就恨，一把火烧掉了。这就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只关注GDP的增长有多少，我们更要关注中产阶层的增长、中等收入阶层怎么做大的问题。日本有工资倍增计划，台湾有，香港有，新加坡有，韩国都有。我们下面要考虑怎么样培养我们的中产阶层。中国的GDP搞了很多的指标，但是所有的指标没有像扩大中产阶层比重这样更有效、更有用。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注重哪些问题？
郑永年：中国的政治改革也要进行，但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实行多党制。中国没必要搞多党制。
如果你比较新加坡和台湾，一个威权资本主义，一个西方式民主。我访问台湾的时候，给马英九提过一个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新加坡跟台湾的经济差不多，但现在新加坡人均GDP5.5万美元，台湾呢，2.3万美元。你干什么去了？不是民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认为中国不能搞多党制，中国共产党应更加开放，新加坡的成功，就是因为执政党的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我认为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关键的少数”。我觉得一个社会中“关键的少数”很重要。日本没有明治维新，就没有日本。如果新加坡没有李光耀和他身边的十几个人，就没有现在的新加坡。所以我认为关键的少数是主导中国未来三十年能否走下去的重要因素。没有关键少数人的守法，你只要老百姓守法，(发展)谈都不用谈。关键的少数不去改革的话，老百姓怎么改革？(本报记者发自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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