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王志强的死因还未确定。但他的死亡终于让河南信阳市公安、民政两个系统开始反思自己的错误——同为救助流浪人员的两个部门却长期信息互不联通，一个13岁的生命就在这样的信息隔绝和冷漠中惨死。

　　亡羊补牢，面对强大舆论压力，当地警方终于意识到，应将公安网失踪人员信息与救助站流浪人员信息对接。

　　2015年5月6日，河南省信阳市救助站。信阳市救助站的牌子很小，甚至有点旧，黄底色的牌子上，“信阳市救助站”几个字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而救助站牌子下方，蓝白相间的警徽盾牌，“信阳市公安局前进派出所市救助管理站警务室”几个字非常醒目。

　　这个警务室，许多来访者可能都忽视了。但公安网线从此拉进民政部门的救助站，此做法可能是全国首例。

　　这个亟待公安部和民政部推广的救命网线，在这里至少是以付出两条年轻的生命为代价的。

　　玩游戏时，儿子会说妈妈好笨

　　王新红夫妇住在信阳市一个城中村。儿子王志强满月时，他们已经住到这里，儿子是2001年2月21日出生的。

　　儿子五六岁时，王新红和妻子刁秀就发现儿子有点不对头：说话很慢，数数的时候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教几遍就能数出123……

　　他们到武汉儿童医院去看病，半夜排队挂专家门诊。“从头检查到尾，就是没有检查出来毛病”。最后医生说，可能是智力发育迟缓。

　　孩子长大过程中的一点一滴，依然是父母最美好的回忆。虽然自己的儿子是弱智。

　　听到孩子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小两口还是很开心。王新红一个人在酒店厨房干小工，刁秀在家带儿子，这个家庭从形式上看来，还是比较完美的。

　　“刁秀阿姨”，有次孩子突然这样叫。刁秀吓了一跳，难道儿子傻到连妈妈和阿姨都分不清吗？孩子憋不住大笑起来，刁秀才知道儿子在逗她。她感到很高兴，毕竟孩子还是有智商的，“还会开玩笑”。

　　再下来，刁秀发现儿子很迷恋别人家的电脑，于是买了电脑拉了宽带。没几天，王志强就能打开“4399”网站，会玩“森林冰火人”等游戏。有时儿子还教妈妈电脑上玩游戏，刁秀学会了，母子一起玩，“你真笨妈妈，老过不了关”。

　　渐渐长大的王志强，又学了很多东西，每一次进步都给了这个家庭莫大的希望：儿子虽然比同龄孩子差点，但总有一天可以自食其力。

　　这边报案了，那边捡到孩子了，孩子却还是死了

　　王新红永远都记着2014年10月2日这一天，13岁的儿子出去后再没回来，他们发疯般寻找，却一直没有结果。

　　两天后的4号下午6时，夫妇二人到信阳市浉河区公安分局报警，“孩子腿上动过手术，右脚有烟花烫过的伤疤”，他们将孩子的特点说给警察，并采了血样。接警民警说，“放心吧，回去吧，公安都联网了，有消息会通知你的”。

　　信阳公安肯定是联网的，但个别警察的责任心可能会使公安网络暂时失去“信号”。后来当地民政部门通报，“去年10月3日，强强(王志强)被老城派出所送往(信阳市)救助站，救助站将其送至寄养点新天伦老年公寓进行安置。

　　也就是说，孩子走失次日，就已经进入公安视线，并被送往救助站，而第三天孩子父母报案。

　　信阳公安系统的失踪报案和捡到孩子的信息，是否及时按照公安部规定，上传到公安网上呢？当地警方至今没有答复。从结果来看，即使这两条相互直接相关的信息都上传到公安网，仍是两条平行线，没有任何碰撞和交叉。

　　智力发育迟缓的强强，经过派出所、救助站两次传递，已经在老年公寓呆了2个月。而他可怜的父母还在苦苦寻找。当年12月，天气日渐寒冷，王新红几乎认为孩子已经不在信阳了，“可能被拐到了外地”。

　　也在这个冬天，王新红在路上意外捡到一条患皮肤病的小狗。“小狗全身溃烂，只有三两斤重，趴在路边奄奄一息”。

　　“毕竟是一条命呀”，他将小狗带回家。小狗狗一天天长大，但是儿子依然没有音讯。

　　华商报记者在王家看到，捡回来的这条狗已经20多斤了，胖乎乎的，很讨人喜欢，可王家的孩子却已经莫名病亡。

　　2015年4月22日，也就是儿子失踪半年多后，《信阳日报》公布一则儿童死亡消息，有亲戚告诉王新红，报纸上孩子的照片很像王志强。王新红立即打电话询问死亡儿童年龄及基本情况，信阳救助站人员带他到殡仪馆辨认尸体。

　　辨认的过程是残忍的，直到父亲看到孩子腿上的伤疤和脚部的烫伤，才最终确认。

　　17岁少年何正果的猝死

　　也就在2014年冬天，17岁少年何正果的悲剧也拉开了序幕。

　　何正果是2014年12月3日在河南信阳火车站走失的，他来自湖南新化，患有生殖细胞瘤和尿崩症。在北京结束化疗后，与父亲何文一同乘坐火车回家。途中不知何故独自在信阳下了车。

　　12月5日凌晨3点，当地接警说医院有人像偷婴儿的贼。警方赶到现场后排除作案可能。随后，何正果被带进老城派出所。

　　不到20分钟的简单调查，3点47分何正果被送往信阳市救助站。同一天，父亲何文打印了孩子的照片，来到包括老城派出所等多个派出所报警，并在照片后面留下电话号码和姓名。

　　奇怪的是，即使是老城派出所的民警也说“没见过”。事后，信阳市公安局给何家人道歉时承认，值班民警未将何正果信息录入到失踪人员信息表。

　　12月5日中午11点，或许是何正果的情绪暴躁，救助站认为何正果患有精神病，就将其送往信阳市精神病院。

　　次日，何文又拿着照片找到信阳市救助站，询问救助站是否见过儿子，救助站人员也说，“没见过”。

　　而真实情况是，信阳救助站前一天(5日)的值班记录表上，就有“11点钟，站车送精神病院，男，何正国(果)，湖南”的字样。工作人员不作为和麻木，导致患病的何正果两次错过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

　　何正果的父亲何文后来一直很后悔，“5号当天我怎么没有去救助站呢”。

　　12月9日，走失5天后的何正果结束了在信阳的死亡之旅。最终以无名氏的身份“猝死”于信阳精神病院的病床上。次日上午，何正果作为无名尸，被火化于信阳金山殡仪馆。

　　早早准备好的“死亡证明”

　　何家人想不通，“何正果明明死在了精神病医院，为何却成了新天伦老年公寓的无名尸？

　　2015年5月6日，信阳市救助站站长李明给华商报记者的解释令人匪夷所思：该救助站有100多人寄养在新天伦老年公寓，当时老年公寓正好有一寄养者被抢救无效死亡，要给火葬场出证明，保卫科长打印了十几份老年公寓的空白死亡证明，“就随便向殡仪馆出具了一个”。

　　李明还说，“这个事情已经处理过了，有关人员也给了处分”。

　　华商报记者发现，4月18日和少年王志强同日死亡的还有一位“无名氏”。当时报纸上死者照片显示，该男子约50岁，头发花白。按照上述救助站站长李明的解释：之所以养老院给何正果出死亡证明，是因为该救助站“当时恰好一男性抢救无效死亡”。

　　如果李所说的都是事实，那么短短不到半年，信阳市救助站至少已经有4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救助站为何不督促代养点尽早的送病人去医院呢？从救助站保卫科早早打印好十几份”空白死亡证明“准备随时出示，不难推测：死亡，或许在这家救助站不算稀奇。

　　在救助站的死亡证明上，留下人生最后印记的病童王志强死状很惨，在新天伦老年公寓，他没有名字，只有一个代号“新天伦247”。

　　孩子“满身都是伤，脸部、身体上都有。”父亲王新红说，干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估计尸体重量也就30多斤，而去年走丢时的体重为90多斤。“不是舒展开的那种，感觉死前很痛苦。”王新红认为儿子遭到虐打和饥饿。

　　信阳市民政部门否认虐待孩子，有关部门已经成立调查组，王志强已经尸检结束，调查结果近日将公布。

　　蹊跷的“合作”：寄养一人每月750元

　　2014年财政部、民政部《中央财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对于收留的未成年流浪者，“基本饮食标准，应满足未成年人生长发育需要”。不知道上述死亡的两未成年人是否都吃到了“满足生长发育”的饮食。

　　目前，当地民政部门并没有公布新天伦老年公寓，是通过何种方式成为救助站代养点。但新天伦老年公寓院长蔡正红此前直言，“因为救助站老欠他们的钱，新天伦已经不和救助站合作了”。

　　华商报记者了解到，按照约定，救助站每给老年公寓寄养一名被救助者，将每月支付费用750元(一般政府购买服务，国家给每人每月补助资金约800元)，如王志强被送去就曾支付代养费4000余元。按照李明站长的说法，该救助站此前寄养被救助者100多人，也就是说，每月将向新天伦老年公寓支付7万多元。

　　新天伦蔡院长称救助站“欠费”，这笔欠费是当地财政未拨付还是被挪用甚至贪污，暂时不得而知。

　　面对华商报记者，李明的解释是；新天伦没有做到一人一床的规定，加之其他原因，救助站已不再和新天伦“合作”。

　　王志强的家人保留的一份录音显示，有曾在新天伦工作过的人员爆料，新天伦对于家属寄养的态度还能好一点。对救助站寄养的，经常打骂、虐待，“吃饭都是问题，经常吃不饱”。

　　华商报记者试图通过工商注册查阅新天伦老年公寓情况，但无任何信息。该老年公寓的主管部门是信阳市浉河区民政局老龄科。5月5日该区民政局办公室主任说，老龄科的科长接孩子去了。

　　查询难，还是不查询

　　5月6日，信阳市救助站站长李明自称感到内疚和“后悔死了”。他在任发生两起被救助少年死亡，使他深陷舆论漩涡，“我都想从楼上跳下去自杀”，李明说。

　　李明自称干了约30年的民政工作。“接触的都是可敬的人和可怜的人：在军休所接触的都是老干部、老军人；在救助站接触的都是语言不清、精神不太正常的可怜人”。

　　李明承认，如果当时能到公安网上查询一下孩子的信息，可能就能找到王志强的父母，“我都后悔死了”。

　　李明又为何不去公安网查询被收留人员的信息呢？李明说，将一些被救助人员收留回来后，往往能从这些人口里断断续续听到一个市、县或者乡村的名字，他们就通过互联网或者电话打到当地派出所或救助站。后者再到这些村去找，一次核实过程需要很多天。

　　“我们花10天核实，通过公安网可能一天就可以了”，李明说。到公安部门核实一条信息，须带介绍信，还要好言好语，才能查。“如果被救助者又有一点新线索，都不好意思再次查询”。尽管查询难，但上述两名死者，该救助站却未做任何查询动作。

　　实际上，全国各地出现的多起同类事件都凸显公安和民政不联网的弊端。

　　2014年，一对外地母女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被村民发现在当地流浪，当地警方将其送往长安区救助站，虽已经获知母亲叫“王世菊”，但是民警和民政部门都没有上公安网查询，导致这对母女最后从救助站离开，病饿死亡。

　　而此前，王世菊的亲人已经到西安警方报警，当地派出所也已将王世菊母女失踪信息录入到了公安网上。

　　联网之后，还需要制度保证和责任监督

　　李明说，王志强事件发生后，当地公安局领导多次到救助站考察，最后决定在救助站设立警务室。一条公安网线也拉到警务室。

　　华商报记者对此前两年全国十余起失踪事件进行归纳，发现妇女和儿童失踪案件，如果当地警方能按照公安部规定，及时立案和上公安网登记失踪人员信息，并且对失踪人员家属提取DNA，信息上传，好多家庭是可以团圆的。

　　当地一位资深刑警说，虽然规定失踪妇女儿童要立刑案，但迫于“侦破率”考核，不少地方不愿立刑案，或形式上立案而不积极调查。“如果救助站在接收流浪人员，能及时用公安网进行查询，身份确定和找到家属的把握还是很大的”。

　　5月6日，李明已将信阳市救助站161名收留人员信息全部采集好，计划将一次性全部发在《信阳日报》上。

　　社会爱心人士就这一做法提出了新的建议。天津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心羽基金理事常向阳女士说，目前很多救助站人员都不会熟练使用网络，但实际上微博、微信找人可能效率更高，尤其是在失踪24小时的最佳时段。她建议，救助站、老人院等公益机构，在招聘时，不能随便什么人都上岗。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西安一男子去新疆时，当地有人失踪报案多时，失踪者亲友听说人在西安流浪，希望西安人帮忙。该男子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回到西安后前往救助站，发现有人长相极像失踪者，拍照发过去很快就被确认。随便试试就能找到人，报案却无效果，引人深思。

　　实际上，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沉淀在各种公共机构，即使联网，谁也不能保证这些信息会被检索和有效利用，还需要制度设计和责任监督机制。

　　在信阳市救助站，华商报记者还看到这样一幕：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几乎是90度驼背，走路都很困难，却弯着腰在拖地。记者和他谈话时，他“唔唔”的表示自己不会说话。

　　这男子到底是被救助人员还是雇工？站长李明说，该男子在救助站打扫卫生十多年了，曾是被救助人员，不愿回家。他家到底在哪？李明说他也不知道，“这都是上几任手里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