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些年在非洲花了很多钱，大型的上千万元的项目做了不少，但非洲老百姓还是不领情，因为跟他们日常生活距离比较远。所以我认为，我们在非洲做的项目要尽量化整为零，比如一个1000万的项目，变成100个10万的项目，比如用1000万建一家医院，不如用10万建100个诊所。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季平

　　迄今，中国已向非洲援建千余成套项目，埃塞俄比亚非盟会议中心、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莫桑比克国家体育场等都声名鹊起，还有公路、铁路、机场、医院、学校等。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走向非洲，彼此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加剧。就在第三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举办前夕，肯尼亚一家中餐厅因拒绝黑人下午5点后用餐引发当地民众抗议。

　　此次论坛上，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专门举办了一场“民间交流与中非关系”对话会。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季平在发言中将Africa(非洲)和China(中国)合并创造了一个新词“Afrina”(非中)，希望中非真正民心相通。

　　“当前中非关系最需要的是民间交流，对非工作匹夫有责”，季平会后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指出，中国对非援助应尽量化整为零，深入非洲基层。

　　中非友谊在吃老本？

　　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做得不够，而是中非民间交往不够

　　南都：你在飞机上遇到一位来非洲做生意的中国人，提出希望去她厂里看看，你为什么会关注来非洲的普通中国人？

　　季平：这两天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上，不管什么场合，非洲领导人都表示要支持中非友谊，多次提到毛主席，而他们的理由都是因为当年在反帝反殖运动中留下了友谊，给人的感觉就是中非友谊在吃老本，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做得不够，而是中非民间交往不够。

　　今天我们出去调研，先是去了一家中餐馆，老板姓陆，上海人，在这里已经待了21年，开餐馆都10年了。我问他，你知道肯尼亚一家中餐馆被砸被抢的事儿吗，他说他知道，我就问他怎么看，他说“我们到非洲来，我们是客人，他们是主人，哪儿有客人不让主人进来吃饭的道理，肯定做得不对，我肯定不会这么做”，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路上，我们随机停下来到一户当地农户家里去，户主会讲英文，有1公顷土地，几头牛羊，5间大瓦房，养了5个孩子，在当地应算作是个殷实人家，实际上家里却非常贫困，唯一的电器是那种黑白电视机，顶上已经积了灰，很久没用。户主一开始挺热情的，看见我们打招呼，让我们进去喝茶。他说刚从达累斯萨拉姆回来(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可见不是没见过世面的，应该能代表草根民意。后来，我们一说是中国来的，他马上情绪有了变化，没有那种热情了，好像在敷衍你，理由他没有说，但我们能感觉到某种冷淡。

　　如果真像他们领导人说的，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支持他们的反殖反帝事业，是患难之交的朋友，他们老百姓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应该是像见到亲人的感觉，但是没有。跟我们一起去的当地陪同也说，现在坦桑尼亚民间对中国人的印象不是很好。

　　南都：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出在哪里？

　　季平：现在中非最需要加强的是民间交往，要夯实中非关系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要多做“民心相通”的工作。

　　来非洲的路上，我一直在看《中国的第个二大陆》(China’sSecondContinent)这本书，作者是个美国记者，情况摸得蛮清，发掘了很多中国和非洲老百姓之间产生问题的根源，有的中国人看不起非洲人，觉得他们又笨又懒，还不如从国内带一些民工过来，但我们自己带来的民工素质也不高，别说西方人，连非洲人都看不起。在北京飞往亚迪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的飞机上，满满的尽是中国来非洲的务工人员，空姐对他们的态度，海关官员对他们的态度，不用多说，大家都看得出来。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中非民间关系的映照)。

　　为何要造“Afrina”这个词？

　　如果我们的软件跟不上，民心还没有通，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排华反华的事情

　　南都：中国人在非洲是否也会被视为“蝗虫”？

　　季平：那倒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总体上中国人在这里是好样的，这是主流。但这几年我们去了非洲一些地方，从调研的情况看，确实不容乐观。我们找的这个中餐馆老板分析得挺好，他说印巴人在这儿都是社会精英，很多经济命脉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印巴人为什么跟当地人处得来？因为他们相处了差不多100多年。还记得殖民时期印度的圣雄甘地在南非被赶下火车的故事吗？在这之前印度、巴基斯坦就有人来了，与当地人开始交流，以至于现在融合得不错。

　　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来这儿，坦桑尼亚少则说有3万人，多则说有5万人，阿鲁沙市里就有500人，这个餐馆老板20年前来的时候就十几个人，发展得非常快。按照这个迅速发展，如果我们的软件跟不上，民心还没有通，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排华反华的事情。

　　南都：所以你提出“Afrina”这个词，含义是什么？

　　季平：我之所以要造“Afrina”(“非中”)这个词，主要是想先从概念上、意识上，让人觉得中非老百姓是心连心的，营造一种共同体的意识，而且前缀是“Afri-”，后缀是“-ina”。表明我们重视非洲，既体现了一种平等，又体现了一种包容的精神。中非不是不对等的关系。虽然他们现在比较穷，但他们的人格应得到充分尊重。

　　大项目距离非洲老百姓生活比较远？

　　用1000万建一家医院，或许不如用10万建100个诊所

　　南都：有观点指出，现在的中非关系有点像倒金字塔，高层做得很好，大型项目也做得很好，但民间交流是一块短板？

　　季平：我觉得有点像空中楼阁，基础不太牢。当年修建的坦赞铁路，绝对是有世界影响的项目，是中非友好的象征，现在中国在非洲援建的项目远远超过当年，为什么有时反而还捞不到好？挨埋怨？我们修了很多机场、大型会议中心，非洲普通老百姓能去的有多少？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坐过飞机，一辈子也进不了这样的会场。

　　而一些西方国家志愿者深入非洲基层，做的恰恰是我们所欠缺的。两年前，我在老挝北部一个偏僻村子的诊所里，意外看到有个女孩，长得很白净，很有礼貌，和其他人不一样，我问她是哪里人，她说是日本来的志愿者，在这里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这时很多当地人都围上来争相跟我说，这个日本女孩多么好，给他们多大的帮助。他们也许不会记得她的名字，但会深深记得有这样一个日本人帮助过他们。如果我们中国人在非洲也能做到这样的话，也许那些人看到中餐馆的告示牌，虽然生气，但想想还念我们的好，就不一定会去砸中餐馆了。

　　南都：这次来坦桑尼亚，看到马路上行驶的很多车都是日本车，包括公交车，车上都有日文，这让普通民众心理上就会觉得和日本有了某种关系，不那么遥远。我们在非洲的援建和援助，是不是需要调整思路？

　　季平：对，我们这些年在非洲花了很多钱，大型的上千万的项目做了不少，但非洲老百姓还是不领情，因为跟他们日常生活距离比较远。所以我认为，我们在非洲做的项目要尽量化整为零，比如一个1000万的项目，变成100个10万的项目，用1000万建一家医院，不如用10万建100个诊所。100个诊所可能就把当地主要乡镇都覆盖了。当然，不是说这些大项目就不要搞了。这些大项目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作用，这点是不可否认的。

　　光靠国家援助项目影响力有限？

　　支持更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到非洲来，这块我们相对薄弱

　　南都：你刚才说中非关系缺乏基础，构成地基的是什么？

　　季平：就是民意基础。像美国，不光是外交官在从事外交，他们每一个走出国门的人，学生、教授、医生、商人、企业家等，都有外交意识，但我们不是，很多人觉得外交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觉得这是北京朝阳门外那幢大楼里的事。现在经贸关系密切了，小的摩擦是难免的，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往往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会闹大，并影响到两国关系。

　　南都：“人人都是外交家”我们一时可能还做不到，那么当前可以做些什么？

　　季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外交工作也是这样。不仅是企业里的务工人员，所有有意走出来的国人，行前都应该有基本的培训，让他们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法律法规、宗教信任、文化传统等等，我们说要培养企业的社会责任，但企业毕竟以营利为目的，要赚钱，考虑得比较多的是经济效益，这是无可厚非的。当然有些企业的企业文化很好，责任意识很强，他们也在这么做，但还远远不够，跟不上中非经贸关系发展的速度，所以我们要支持更多民间组织和志愿者到非洲来，这块是我们相对薄弱的工作，光靠国家的一些援助项目，影响力有限。西方一些国家有成千上万志愿者在非洲，和非洲底层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帮助他们，这个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这些年中国来非洲的志愿者慢慢多起来，主要是80后90后，我想以后会越来越多。

　　南都：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在援助非洲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季平：自成立之日起，我们便把非洲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对象，比如在苏丹捐建一所女子中学，在赞比亚做职业培训。去年我率工作组来赞比亚回访，随机见了一个当地女孩，她在接受培训后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超市做收银员。培训机构的人问她，你知道你培训的钱是谁出的吗？女孩说不是你们出的吗？培训机构的人说“不是，是这些中国人出的”。女孩听到后当时就很激动，热泪盈眶地要跟我们合影，稍带羞涩地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我们感觉到那种感谢是发自内心的。如果我们的公益活动都能产生这样的社会效益，是比较理想的，希望这样的工作做得越多越好。当然，我们对外公益活动要实事求是，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因为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与发达国家攀比。现在我们正在探索和完善工作机制，寻找一种最适合的合作模式。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