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中国科学巨匠、“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去世。当时，《中国新闻周刊》以“钱学森的遗产”为主题做了封面报道。这组报道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世上已无钱学森”的悲痛与遗憾；与此同时，“中国的下一个钱学森在何处？”这个问题也在中国失去钱学森的时候带给了人们些许焦虑与茫然。

　　在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的今天，“钱学森之问”的现实意义愈加凸显，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在深层次上进行挖掘。

　　“钱学森之问”的余音

　　在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的今天，“钱学森之问”的现实意义愈加凸显，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在深层次上进行挖掘

　　文/苌清 本刊记者/ 钱炜

　　2009年10月31日，中国科学巨匠、“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去世。当时，《中国新闻周刊》以“钱学森的遗产”为主题做了封面报道。这组报道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世上已无钱学森”的悲痛与遗憾；与此同时，“中国的下一个钱学森在何处？”这个问题也在中国失去钱学森的时候带给了人们些许焦虑与茫然。

　　早在十年前，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探望钱学森时，长卧病榻的的钱老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的这些担忧被他概括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位科学老人当年的赤诚相问，衍化成这个国家和民族绵长的思索。如今，钱学森虽然离开我们了，可是让他难以释怀的世纪之问，言犹在耳。在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的今天，“钱学森之问”的现实意义愈加凸显，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在深层次上进行挖掘。

　　实际上，钱学森所渴望的“杰出人才”，正是国家目前所呼唤的“创新型人才”。虽然中国的人才战略强调把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科教发展的重要目标，但是沿着“钱学森之问”来回顾近年来的科技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发展的现状就会发现，中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依然存在，假如不能进一步营造健康的大环境，中国科技发展的某些问题甚至会趋于更加严重。

　　“中国缺乏产生杰出人才的文化环境”

　　2014年，中国科技研发人员总量达到38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2位。全社会R&D( 研究与开发)支出达13400 亿元，其中企业R&D支出占76% 以上。

　　教育部公布的2011~2014年全国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计划通知显示，中国研究生招生总规模从2011年的560495人，扩大到2014年的631020人，2014年比2011年增加了12.6%。据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透露，自1981年我国学位制度建立以来，30多年间共培养博士研究生49万人，硕士研究生426万人；其中近5年培养的研究生数量约占培养总量的50%。

　　以上一个个数字说明，中国并不缺少科技人才，但是在拥有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科研人员群体的情况下，为何我们迄今还不能给“钱学森之问”一个有力的答案呢？很显然，虽然人才培养规模日益壮大，但质量提升缓慢，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质量并不理想。

　　钱学森在他人生最后一次系统的谈话中曾经说：“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我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人才的。”

　　曾经培养出钱学森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光是为中国就培养了很多著名科学家。例如，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从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归来的。

　　对于前辈的感慨，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神经生物学家饶毅深有同感，他也认为：“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不仅需要一般人才，而且需要较多的杰出人才。但是，中国缺乏产生杰出人才的文化环境。”在饶毅看来，中国文化产生的环境和体制埋葬了中国的爱因斯坦、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

　　“中国盛产人际关系自如的小聪明、学习能手的中聪明，缺乏能够给国家和人类带来进步的大聪明。改善文化，减少小聪明、增加大聪明，是中国崛起所必需的。” 这位新一代海归的代表性人物认为，“我们缺乏发现、培养、支持优秀和顶尖人才产生的环境，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优秀人才队伍，所以尚未建立起保障中国崛起和长期领先的坚强基础。”

　　饶毅认为，不仅是和国际比较，中国现在的科技人才成长环境也远逊于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西南联大、两弹一星的智识群体。如果我们比较中国近代史，西南联大来源于清华大学的数学系，曾同时有陈省身和华罗庚，中国数学的高峰可能不是现在，而是那时。生物医学研究的高峰是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协和医学院。

　　饶毅2007年从美国全职回国，他向来以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大胆批评和反思而著称，他甚至2011年在中科院院士增选中落选后，公开宣布“将不再成为候选人”，并表示“不做院士照样可以挺起腰杆”。对于中国培养顶尖科技人才的不利环境，饶毅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上有重大缺陷”。他总结道，中国的文化是“做人的文化”优先于“做事的文化”。

　　按照饶毅的解释，做事的文化强调创造性，对人的个性要求比较简单明了，要讲道德、有原则、要诚实，也鼓励乐观。这些简单的为人基准，在少年儿童期间教育好，以后都要遵循，无需经常琢磨。

　　而做人的文化强调处人。在目前的中国，做人提倡的是对上级、对老人、对周围的圆滑，所谓做人“成熟”和“聪明”，而不是讲道德。做人的文化，不是绝对不要做事，而是做事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和“做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做事”就让位于“做人”了。

　　1955年8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换取钱学森回国。虽然当时的那一代海归回国的历史背景与新一代海归有所不同，但是，钱学森及其所代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群体的回归，是在得到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大胆做中国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的。他们敢于在国外封锁的情况下，自己探寻出道路，最终为国家立下鼎足之功。

　　在饶毅看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钱学森那一代科学家回国就是来“做事”的。他认为，现在，虽然很多人也号称做“国家需求”的科学研究，并因而得到强力支持的，但其中既有好的课题，也有一般的课题，甚至还有很差的课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有人把科研项目的立项、评审，变成了服务某些人利益和关系的手段。“识相”和“圆滑”的人得到支持，而创新和做事被学术以外的因素所排挤。饶毅认为，在当代，科学文化的局限已经直接影响中国科学的发展。

　　科学文化是近代科技革命实践的产物。16、17 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相对独立的科学文化系统逐渐形成。科学文化的内涵主要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思想方法和科学精神几个方面，而其核心则是科学精神。

　　“我们希望中国科学上升的曲线不止三十年”

　　科学精神是科学共同体在追求真理、逼近真理的科学活动中所形成与发展的一种精神气质。科学文化的发展和弘扬，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充分体现科学之魂。科学精神是科学文化创新的动力。

　　“在中国的科学似乎进入快速发展期的今天，也需要看到，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投入增长很快，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和青少年越来越热衷于付出少而收获大的职业，对科学的热情越来越小。这不限于国内的学子，也包括海外华人在内。也就是说，我们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这是饶毅对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另一方面的担忧。对于上述状况，他认为，可能导致的后果是，我国科学的最高峰就在今后三十年内，原来有热情的人继续努力形成中国科学上升的曲线，而随后，后继人才的短缺则会形成科学的平台期或下降曲线，它们的交汇或许将决定我国科学未来走向。

　　在饶毅所任教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录取分数线远比生物学专业高得多。他笑言，“蔡元培说过，中国人读书多为升官、发财。我担心我们的恶习又复发了！所以我很支持反腐，这样能让更多中国人投身自然科学研究！”

　　在饶毅看来，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变化引起的新问题，中国离全面小康尚有距离，而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已呈下降趋势。如何避免下降的曲线不仅是科学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的问题。“未来的中国固然无需如1956年或1978年那般全社会对科学的热情，但是如果不未雨绸缪，中华民族在科学上是否会未老先衰呢？饶毅说，“我们希望中国科学上升的曲线不止三十年！但对此不能仅仅依赖盲目的信念，而要改革体制，提高效率、并想方设法消除潜在危机。”

　　构成对中国科技发展前景的另一个担忧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不尽人意的现状。饶毅认为，社会上，有些人对科学的实质了解不够，不打好地基就建楼，急切要求将研究转化为应用，甚至讥笑和抨击基础研究，不知道先进国家在相当大量和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后，才产出少量有应用价值的成果。

　　的确，中国将不成熟的国内外研究成果莽撞地进行转化的情况多于国外。甚至有时在国外已被证明不能转化的东西，却在中国被善于忽悠者用于牟取私利。这些“转化”无法长久，也不可能有国际竞争力。

　　以中国干细胞科研的转化为例，《自然》及《经济学人》等知名杂志都曾对中国混乱的干细胞市场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很多公司在利益的驱使下，铤而走险，很多治疗手段并没有在国家卫生相关部门得到审批就对病人进行治疗。而有些公司则打着干细胞库、储存干细胞的名义，向病人索要高昂的费用。急功近利的普遍社会心态不仅让“爱科学”的纯真信念不能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打着科学幌子的商业运作也破坏了公众对科学理念的尊重。

　　饶毅说，不科学的东西在中国社会很容易流行，反科学的东西也不时冒出来，甚嚣尘上。在我国，科学能否成为文化的核心之一，可能问题还很大。我们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心、对逻辑的严密把握、对事物的客观态度……都“仍需努力”。

　　钱学森在其生前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说：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在这次谈话的最后，钱学森感慨说，“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在钱学森去世五年后的今天，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中国发展全局，作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

　　2014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出，“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

　　在中国，钱学森不仅是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而且是对科学家这个词的诠释。也许，当代科技人才与钱学森那一代人的家国情怀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以创新为基础的科学精神是永恒的。这种精神与国家强调科技创新的全局发展战略具有高度的统一。崛起的中国需要又一个更加灿烂的“科学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