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昆明时，仇和说自己在昆明“无亲无故，一定能无私无畏”。但他从江苏过来时，并非“孤身一人”，而是带过来一个“亲友团”……

　　仇和的“亲友团”

　　文_本刊记者 王巧捧 发自昆明

　　参加了全国“两会”的仇和，没能回去。

　　“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谈到简政放权时说，“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3月15日，总理记者会结束后不到20分钟，有“任性官员”之称的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3天后被免职。

　　从县委书记到省会书记，从江苏到云南，仇和一路升迁，同时也伴随着争议，就连他自己也曾对媒体说过，“被一路举报，但仕途一路惊喜”。

　　仇和落马后，记者回访他曾主政过的昆明，探寻他在这里留下的争议。

　　意外？不意外？

　　对于“明星官员”仇和的落马，不少人感觉有些意外。但对于云南著名反腐老干部、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和在仇和时期被征地拆迁的村民而言，毫不意外。

　　据杨维骏透露，仇和一到昆明，时任省委书记白恩培即表露出对他的另眼相待。仇和被安排住进省委一号院，在白恩培家隔壁。

　　也有领导曾提议培养仇和逐步接班省委书记，但这一提议遭到了老干部的反对。当时中央曾派人来听取云南省老干部的意见，民意测评时，老干部们给仇和投了30多票，而对另一名候选人投出80多票。

　　仇和在任昆明市委书记时，杨维骏曾向本刊记者表达，对仇和的“全域城镇化”持反对意见。

　　仇和铁腕推行的城中村改造，即使被不少当地人认为雷厉风行并成效显著，但其拆迁改造中，已经夹杂了私货，譬如随意扩大改造范围。

　　城中村改造期间，杨维骏曾到昆明医学院就医，医院职工向他反映，医院职工家属楼和十几家机关事业单位家属楼也被划入拆迁改造范围，而这些家属楼并不属于城中村范围。面对无理拆迁，职工们曾向相关部门反映，但无人理会。

　　杨维骏同时得知，昆明市内圆通寺有一藏经楼正在修缮，被市政府限期1个月修好，否则也将被划入拆迁范围。

　　他将这两件事写成材料，在参加一次会议时，交给白恩培，白顺手递给了秘书。

　　杨维骏又给参会的几名省领导分别送了材料。会议结束时，一名时任省委副书记将材料递给白恩培，白将此事交由这名副书记处理。这名副书记当即将仇和叫来，说省委领导要求他停止对材料中反映的几处地方进行拆迁。

　　对于昆明呈贡新区的建设，很多老干部也极力反对。为了打消老干部们的反对意见，仇和曾经组织几十名老干部到呈贡新城参观，仇和对老干部们讲了现代新昆明理念后就离去，接下来的座谈上，杨维骏等人的反对意见，由其他人收集，但未见反馈。

　　曾任云南省林业厅所属森工企业局长的离休干部李英，也一直反对仇和的拆迁。

　　李英透露，反对暴力违法拆迁的还有一些松散组织，他们的领头人，都是科级、处级以上的干部和大、中学教师，大多是因为自己家房产遭遇拆迁。

　　但这些都没能阻止仇和拆迁征地的步伐。

　　对于当时昆明拆迁地块的蔓延速度，一名外地批发商告诉记者：到昆明两年，搬了三次家两次仓库，每次房东都再三保证不会拆，但住不到半年，就通知要拆。

　　据当地媒体报道，2010年1月20日，在参加昆明市人代会分组讨论时，仇和对涉地腐败及官商关系进行了怒斥：“在我们城市，有些老板去绑架领导，去演皮影戏，领导是皮影，老板就是那个拉线人，领导是棋子，老板是棋手，这就是严重的腐败！”

　　如今仇和落马，回顾这些“怒斥”，格外讽刺。落马3天前，在“两会”云南团的小组讨论会上，他还说：“我们这种体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应该是世界上最廉政的。”

　　这种回避问题、粉饰性的语言，被昆明官场人士解读为心虚的表现。

　　仇和的江浙“亲友团”

　　刚到昆明时，仇和说自己在昆明“无亲无故，一定能无私无畏”。但他从江苏过来时，并非“孤身一人”，而是带过来一个“亲友团”。

　　从沭阳开始，谢新松跟随仇和长达13年，并担任过其秘书。仇和到任昆明3个月后，就将谢从宿迁调至昆明，任昆明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仇和被免职当天，谢新松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云南省纪委工作人员曾向记者透露，仇和主政昆明后，不少江苏籍商人随即来到昆明寻找发展机会。有出租车司机介绍，城市建筑工地上，多见来自江浙的企业标识。

　　这批商人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中豪集团原董事长刘卫高。

　　仇和落马前后，已经有关于刘卫高接受调查的传言。

　　3月17日，中豪集团董事会发布了一份公告，称刘卫高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据中豪集团官方网站显示，其业务涉及房地产开发、商业运营、产业运营、物流仓储等10多个行业领域。其前身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由浙江义乌商人出资筹建。

　　刘卫高从宿迁开始追随仇和十余年，在宿迁复制了义乌模式。

　　去年10月22日，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发通告，向25家房地产企业追缴土地价款。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榜上有名。

　　仇和的商人“亲友团”在昆明大肆破土动工时，也给昆明惹下很多“事端”。

　　2009年11月21日，昆明螺蛳湾批发市场发生群体事件，不满拆迁的上千名商户参与打砸和围观，堵断交通。

　　而商户还是从中豪集团的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的招商广告上最先得知拆迁消息，这比昆明市政府正式发布的公告早两个多月。广告中还引用昆明市主要领导的讲话作为广告词，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广告”。

　　螺狮湾最终还是如期关闭。

　　另一重大群体事件于2014年10月14日发生在晋宁县富有村，事情缘起于双方长达数年的征地纠纷。当天，村民与“晋城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的施工人员发生冲突，共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

　　据公开报道，“泛亚物流中心”投资方为昆明温州总商会、中国环宇集团和浙江新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2008年启动奠基仪式上，仇和出席。

　　据业内人士称，本地开发商被挤压了发展空间，到处寻找机会。福海社区征地维权村民代表张桂仙透露，曾有本地开发商通过中间人找到她，许她以好处，让她上访时想办法把原定开发商挤走，将地块拿给自己做，被她拒绝。

　　仇和对家乡似乎格外青睐。多名受访对象称，虽然云南有植物王国之称，但昆明街道绿化工程却从江苏引入树种。

　　据2011年11月昆明的《都市时报》报道，过去4年昆明种下了876万株树，于2010年摘取“国家园林城市”桂冠。但其街道绿化被指缺乏科学规划，有的街道边上种有两排甚至三排树。

　　知情人称，不到一人高的树苗，从江苏运来，大约500元一棵。一木材商人估算后对记者表示，500元价格不低，何况数量多，其中利润巨大。

　　失地农民谁来管？

　　仇和的落马，被传与昆明土地城建系统的腐败有关。土地城建是云南腐败重灾领域，这在去年初中央巡视组对云南的反馈中已经明确指出。

　　2010年12月，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带昆明福海社区失地农民“公车上访”。但4年多来，失地农民的拆迁安置补偿怎么样了？

　　3月17日，廉政暸望记者来到韩家湾村，整片土地上孤零零地伫立着一座三层楼房，这是张桂仙的家。整个韩家湾村只剩下她一家的房子。据张桂仙等村民介绍，韩家湾村的拆迁安置补偿至今仍未到位，安置房也未建成。

　　如今，韩家湾村的土地大片荒废，有的地方长起了一人高的荒草。在这片土地上，有一排破旧的棚屋，住着一些老人。

　　村民土地被征、房屋被拆后，只有租房居住。但房东多担心老人在自己房中去世，不愿租给老人。无奈之下，一些老人在原来的土地上搭建了简易的棚屋居住。但这些棚屋不通电不通水，燃气罐、香炉挤在狭窄的空间，安全隐患极大。生活卫生更是毫无保障。没水就在地上挖个水坑蓄水饮用。

　　63岁的杨翠英告诉记者，她有时偷偷住儿子家，但又怕被房东发现，多数时候还住在棚屋里。

　　其他地方被征地拆迁的村民，也多有难题。

　　富有村2014年10月发生的冲突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据富有村一村民介绍，近年来富有村土地遭多次征收，期间大概发生过五六次冲突。去年6月份，富有村村民也曾与“施工人员”发生冲突，双方均有人受伤。2010年前后的南车集团项目征地时，补偿标准引起村民不满，双方发生冲突。

　　福海社区周家村、河尾村常年有村民代表在昆明市不同路段，拉起几十米的条幅呼吁当局重视拆迁征地问题。

　　如今，昆明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已经慢下来。

　　去年7月，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被调查之后，新任市委书记高劲松密集调研当地的城中村改造工程后要求，对于未审批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原则上不再审批；对于批而未动的，要做深做实前期工作，原则上暂不推进；对于已经动工的，要集中精力，破解难题，加快推进，克期完工等。

　　那些还在艰难抗争的村民，现在能做的就是在昆明的贪官落马时，到自己曾经的土地上一泄郁气。

　　太和村原土地上已经建起大片高档商业项目和别墅。3月16日，仇和落马第二天，昆明福海、太和、红联村和晋宁县、宜良县等地部分失地农民代表，在这些高档社区内燃放鞭炮，庆祝仇和落马。在这个宁静的高档社区，鞭炮声很快引来了开着巡逻车穿着制服的保安。

　　记者手记：仇和落马教训了谁

　　仇和对许多极乱待治的问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是要用人治来推动法制，用不民主推动民主。”

　　随着仇和的不断升迁，以及获多个“改革明星”荣誉的肯定，这一思想甚至被公然宣传。

　　“为什么10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方式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的仇和能屡踩红线而不倒…… ”2008年年底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如今仇和尝到了苦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表述显示，他已不只是踩红线、打擦边球的问题。不可排除他可能真的拥有造福一方的为政理想和抱负，但不知道是怎样的思想变化，让他放松了对法纪红线的敬畏。

　　一度，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非常时期需要非常之举”的想法在不少官员中很有市场。

　　仇和落马可以视为，围绕这类个性官员的争议有了一个定论，那就是无论出发点有多好，无论效率和效果有多惊人，总要以依法依纪为前提。

　　仇和行动上似乎并不避讳瓜田李下的嫌疑。在宿迁时期的“卖光”政策，在昆明时与商人“亲友团”密切互动，似乎大有身正不怕影歪的意思。直到他接受调查，人们才惊觉，所谓的“磊落”，也只是表演。

　　作为一个高调“能吏”，有些人对他寄予了不少清廉幻想，但仇和最终还是用自己的悲剧证明了人性的脆弱和不可信，制度的不健全无法关住权力。这留给人们诸多反思和教训，不光是给官员的，还有那些为他叫好的旁观者。

　　一旦标榜为公利的权力任性不羁时，想要谋取私利也将轻而易举；

　　因为出发点是好的，就对他的独断容忍，那么当他谋取私利时，已经阻挡不及；

　　当他强势治吏时不依法依规还有人叫好，那么当他面对百姓时，就难保不会用同样的手段对待。

　　仇和这类官员可能做出了一些政绩，造福了一些百姓，但他们的最终落马，再一次证明了，社会发展要有质量，不止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更是依法依规发展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内在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