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摄影、养兰花、收集名人字画……原本，这些只是个人的“雅好”。但近年来，一些官员的“雅好”摇身一变成了“雅贿”的种子，“文艺范儿”中暗藏腐败。

　　据法治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至少有27名落马官员涉嫌收受“雅贿”。“雅好”成为官员贪腐的“溃决点”所在，也成了行贿者钻空子的突破口。

　　“雅好”成“雅贿”种子

　　27名涉嫌收受“雅贿”的落马官员中，收受过名人字画的多达22人

　　“玉石无价，无法认定。懂的人知道你有这爱好，不懂的人也不知道什么价钱。”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曾说，艺术品比现金高雅、文明，披上爱好的外衣，更能掩人耳目。

　　中纪委调查显示，倪发科收受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80%，总价值达1200余万元。“拿人钱财，与人方便”，倪发科接受了众多商人“进贡”的玉石，利用手中权力为其牟利。

　　据有关部门调查，倪发科“爱玉成痴”，说起玉石“顿感精神、眼睛发光”，官员送上的好玉，他几乎都来者不拒。

　　喜好玉石的不止倪发科一人。在27名被报有“雅好”的落马官员中，至少有10人喜爱收藏玉石。其中包括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广西南宁原地委书记莫军以及因“表叔”而闻名全国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

　　还有一些“雅贿”比较小众。

　　浙江省临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局长周华清偏爱兰花，他的兰友赵某，还因此成为行贿者们向其赠送兰花的掮客。

　　此外，赠送摄影器材也成为一种新的“雅贿”形式。

　　今年以来，已有至少9位落马官员涉嫌“雅贿”，其中3位都和摄影有关。他们分别是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武汉市燃气集团、天然气公司原董事长张民基，鄂尔多斯市公安局原局长王会师。

　　诸多“雅好”中，名人字画是最受青睐的。

　　27名涉嫌收受“雅贿”的落马官员中，收受过名人字画的多达22人。其中包括重庆前司法局局长文强、湖南郴州前市委书记李大伦、江苏省常州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孙国建、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等。

　　书画还“成就”了一种别样的行贿。在胡长清收受的数百万元贿赂中，不少是以送“润笔费”的方式进行行贿。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爱好写书法，曾有一个地产商花140万元“买”得其7幅字。

　　由于珍奇古玩品难辨真伪，一些落马官员事后往往辩称“以为是赝品”。

　　对此，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介绍，反腐部门在实践中对“雅贿”品的价值评估是严格以事实为依据的。

　　“不管他收受的是哪种形式的财物，只要形成其非法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证据链，一样认定为受贿。”一位纪检办案人员说。

　　谁在成就官员的“文艺范儿”

　　“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依旧大行其道

　　“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这是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的一句“名言”。他本人也是千方百计投领导干部所好，用各种手段将其拉下水。

　　为买到倪发科喜欢的和田玉，矿业老板吉立昌多次专程带着玉石专家坐飞机去新疆，买回玉石供倪发科挑选。房地产公司老板黄某得知倪发科“好玉”，精心买了一件玉器送去，不料倪发科“笑纳”之余并不满意，称“这块玉石的白度不够”。为此黄某另到玉石市场“寻宝”，又花了16万元，买了一块“更完美”的和田玉送给倪发科。

　　“在逐利的商人眼里，一座矿山就是一座金山。他们处心积虑和你结识，变换花样给你送礼，不是感情有多好，而是看中你掌握权力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安徽省某办案检察官道。

　　2011年7月，秦玉海在接受某杂志访谈时公开坦承，摄影器材方面由“他人”提供帮助。据了解，这个“他人”是一位在当地很有名的商人。

　　一位新闻摄影师透露，玩摄影的官员往往通过各类官方和民间的协会搭台，形成一个“沙龙”或“官雅圈”。他们结伴采风、办会出展，成为近年来摄影圈里最活跃的分子，摄影协会也成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民间组织之一。

　　在摄影活动中，领导干部肆意利用公共资源耍特权的现象并不少见。一位摄影爱好者说，他曾亲历一年冬季在三门峡黄河湿地拍摄天鹅，有位“大人物”竟然动用当地的警用直升机，结果直升机的噪音惊扰了天鹅，天鹅飞走了，以致半个多月都没有再出现理想的场景。

　　除了器材，摄影作品的出版、办展览也存在大量猫腻。

　　有业内人士透露，官员有时会将摄影作品出让，出版明信片、影集、邮票，再由利益相关方出资购买，然后通过收取巨额版权费实现利益输送。作品的作者因通常不使用实名，一般很难察觉。另外，一些官员到各地办个人作品展览，出场地租用费一般至少需要数万元，这些则多是由企业赞助的。

　　一些领导干部在社团“巧”当官

　　中央与地方禁止规定之下，“名誉会长”涌现

　　有评论认为，“雅贿”的背后，实质是一场私人订制式的腐败。贪官“雅好”，折射出的是中国体制下权力制约的困境：官员权力难以有效监督节制，权钱交易始终以各种隐蔽形式存在。官员正当的个人爱好，并非不可，但若与权力纠缠在一起，就必然滋生腐败。

　　今年5月有报道称，山西多部门综合治理社团顽疾取得成效。在全省性学会、协会等社团中，共清理在社团兼职的超龄处级以上领导144人、在职处级以上领导400人。

　　这条“成就报道”，似乎暴露出了领导干部在社团兼职的典型问题。

　　资料显示，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部门领导同志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94〕59号)下发后，有一批部门领导干部按规定辞去了兼任的社会团体领导职务。

　　199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进一步要求，县及县以上各级在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得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

　　文件还指出，即便因为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必须按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审批，并按照所在社团的章程履行规定程序后，再到相应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有关手续。

　　现实中，官员在社会团体兼职的案例并不少。比如，倪发科的“安徽省珠宝协会名誉会长”头衔，已查明“未经组织审批同意”。秦玉海也曾拥有“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头衔。此外，从多地情况来看，“文艺范儿”的落马官员也已经屡见不鲜——即使山西、江西、陕西等地已对领导干部兼职社团作出了当地的禁止性规范。

　　另据报道，退下来的老领导担任协会、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了”。中部某省会城市省一级的协会、研究会共有1000多家，每家协会、研究会里，都有一至几名退下来的老领导当会长或名誉会长。

　　今年年中，《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发布，明确对退休老干部在社会团体任职提出了要求。比如，退休老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必须事先备案和经批准，兼职不得超过70岁等。

　　但到目前为止，因此规定而明确提出辞职的老干部，尤其是像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前会长周一波这样如此高调和主动提出辞职的，在媒体报道中尚不多见。

　　(本版文章资料来源：新华社、《半月谈》《中国青年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