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报道

　　县委书记：光鲜背后

　　策划人：李天锐

　　“郡县治，天下安。”这一耳熟能详的至理名言，让县委书记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也颇多非议。

　　一方面是县委书记“白加黑”、“五加二”，一方面是质疑他们权力过大；一方面是县委书记责任重大，高度紧张像惊弓之鸟，一方面是质疑他们权力失控，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无论如何，他们都为一个县的发展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县委书记有权，也有责；有少数人腐败，但主流还是奉献。这个群体是中国治理的基石，他们和整个体制内所有的岗位一样，处在社会经济转型大潮中。对这个岗位，需要理性、客观地看待。

　　做县委书记，神经永远是紧绷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有主意，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等着你处理，上级布置的诸多工作要抓，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不仅要在重大事项上有思路、办法，一些关系民生的小事，更要尽可能装在心里、变成行动。

　　县委书记的“性价比”

　　文_本刊记者 王巧捧

　　在官场体系中，县委书记级别不算太高，权力却很大。作为最有权力之一的处级干部，最富有“新闻性”之一的官职，什么样的干部才能当上县委书记？这个岗位含金量如何？权力到底有多大，又需要承受怎样的压力？

　　实力VS出身

　　在老领导刘远平的回忆里，颜利仕途上每一个台阶都干得非常出色。老领导至今记得，推举颜利去担任县委书记时，大家意见难得地高度一致。

　　刘远平认为，颜利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公正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百姓状告政府，部门之间的纠纷，别人处理不下来，他一出手都能摆平。

　　他讲述了颜利刚被提为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时的一件事。当时当地政法委很混乱，开会时，公检法领导经常吵得不亦乐乎。彼时兼政法委书记的县委副书记也压不住。

　　颜利上任后，制定议事规则，每个人充分发表意见，不能吵闹，最后实事求是、依法办事。谁要再闹，就反映给县委“一把手”。半年时间，公检法关系变融洽了。

　　“宰相起于郡县”，多名采访对象不约而同地提到这句谚语。但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挤上县委书记这座独木桥？

　　通过采访曾经担任或正在县委书记任上的官员，党性、责任心、事业感，公正廉明这些抽象的要求，他们有一个更立体的表达。

　　升任县委书记前，陈峰平担任县长3年。他将企业管理理念带入执政中，县财政收入大幅增高，打造出一处风景名胜，城市建设面貌一新。这些成绩，至今还在百姓中留有口碑。

　　与陈峰平共事过的人说，陈峰平的胜出，在于干了县长该干的事，有独立的思想，有自己的原则，有魄力有能力，不像很多县长整天追着县委书记跑。

　　县委书记岗位需要有真才实干的人，但这样一个特殊的岗位，也可能引发各种不规范竞争，个别地方存在跑官要官等腐败现象，甚至引发一些派系之争。

　　一名曾经入选全省优秀的县委书记范启民向记者透露，从县长调任书记，对他而言是个意外。本来县委书记的人选是另外两人，但因两人背后的势力一直博弈不下，不知是谁偶然提到与双方均无瓜葛的范启民，双方退而同意。

　　县委书记人选主要来自哪些岗位？通过采访及梳理公开的县委书记简历，廉政瞭望记者发现，县委书记多由县长接任，省市机关直接空降的很少。这一点在2009年中组部《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中可以找到根源，《规定》强调县委书记人选有地方基层领导经历。

　　有过省市级机关工作经历的，大多先在县委副职锻炼，熟悉情况后，才有提拔机会。直接空降为县委书记的，大多来自市级实权部门“一把手”。

　　县委书记的选任，绝大多数为正处级平调，少有从副处级直接提拔而来。他们年龄多在40至50多岁，正值工作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阶段。

　　收获VS付出

　　县委书记作为一个职业，收入有多少呢？

　　廉政瞭望记者从多方渠道了解到，四川一些县委书记不算奖金和各项考核收入，每月工资加津贴大约在6000~8000元之间。

　　采访中，有的县委书记认为，以自己的能力和付出，如果在企业，会有更好的回报。有的对自己的收入基本满意。也有人对想当共产党的官就得受穷的理论，很不认同。陈峰平说，能够走上县委书记岗位的人，都是有一定水平的人才，凭什么让这些为国家治理社会的人才有后顾之忧？

　　县委书记职位的含金量，不仅是经济上的收入，这个岗位带给人的充实感 ，达成官员的仕途历练、资历积累，都是它的诱人之处。

　　在一名落马县委书记的忏悔书中写道，“在担任副职期间，没有更多的决策决定权。担任县委书记后，别人找我汇报办事，我便能说，‘同意办，就这样定’的话了，说话算得了数了。”

　　在这样一个工作具有全面性的岗位，对个人能力也是一个综合锻炼。陈峰平认为，这个岗位对自己见识、能力都有巨大的提高，甚至改变了一些思维方式。这一仕途历练对于官员今后升迁都是一个重要的筹码。有过县委书记岗位历练的人，一般来说仕途空间更加广阔。

　　县委书记岗位这些光环背后，是一些超越常人的付出。

　　四川广安市人大主任余仪向记者介绍，他任武胜县委书记时，上任几天就遇到全省合作基金会整顿，而该县合作基金会数目占全省最多，随之而来的是供销社整顿，其后又赶上国营企业改革。后来他以广安市委副书记身份兼任岳池县委书记时，岳池刚刚发生县委书记、县长腐败窝案，加上政协主席生病不在岗，全县四大班子一把手都不在位。

　　作为一县主官，下级解决不了的事，最后往往都得县委书记出面，再急难险重的事，都得去直面。陈峰平任职县委书记期间，县域发生血源性感染艾滋病事件，被感染者多达20多名。他曾经被艾滋病患者围困，为化解民众的恐慌，他两臂一边抱一个艾滋病家庭的孩子，安抚民众。

　　他们的感受是，做县委书记，神经永远是紧绷的。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有主意，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等着你处理，上级布置下诸多工作要求，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记者采访多名县委书记发现，县委书记最忙的是应酬，最关注的是招商引资，最担心的是维稳工作。

　　万维统计，自己任职县委书记时，统筹、协调各方关系，大约占了一半多精力。更有甚者，他曾听北方某著名景区所在县的县委书记透露，其2/3的时间住在景区，陪各级领导。

　　仅必不可少的饭局，就让县委书记们疲于应付。八项规定以前，县委书记一餐跑几个饭局的情况比较普遍，“有时一晚上下来菜都没吃上一口，回家后泡方便面填饱肚子。”

　　八项规定以后，大部分党政机关的接待应酬大幅减少，但一个县工作性的接待还是不少，总有一些重要的活动想要县委书记“撑场面”。

　　县委书记许成阳透露，每天县委办主任会将希望他出席的饭局资料详列，他选择重要的参加。多的时候，一天有十来个请求。

　　招商引资和维稳，事关“帽子”，则是压在县委书记头上的两座大山。

　　颜利介绍，作为县委书记，你不仅要在重大事项上有思路、办法，一些看似小事的民生、民祉，都要尽可能装在心里、变成行动。“大事小情，件件不落。”

　　无论在任、离任县委书记，无一例外都表示，白天调研、开会、出差、应酬，晚上处理文件，工作占据了太多的时间，愧对家人。“就像一个陀螺，被各种力量抽打得无法停止。”万维感叹，别人加了班可以公开诉苦，我们加班家常便饭，跟哪个去诉苦？

　　有时太累了、压力太大，陈峰平会偷偷给自己放半天假，释放压力。“不然，持续的压力下会出问题。”

　　成就VS污名

　　“能当上县委书记，人的一生真的可以知足了。”一名县委书记感慨。

　　县域治理是一个全面性的工作。有一种说法称，除了没有外交权、国防权，县委书记权力无所不至。另一方面，县委书记在当地所有重大事情上，几乎可以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因受贿被判刑的河南省某县原县委书记，就如此反省过他做县委书记时的权力。

　　这个舞台让他们可以较自由地贯彻自己的执政理念，比如试行改革。甚至，上层一些改革命题，也常常将试点选在县域。

　　吕日周在山西原平县县委书记上时，即以推行了轰动全国的“搭台唱戏”改革而出名；曾任湖北咸安区区委书记的宋亚平， 曾任四川遂宁市中区区委书记的张锦明，都是在区市县这一层级，努力推动改革，成为明星官员。

　　但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大家熟知的这些改革明星，均成名于10多年前。曾经在县级推行过改革的陈峰平，结合自身的感受感叹，“个性官员越来越没有市场，推动改革的越来越少，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

　　县委书记离开以后留下什么，更能见证他的成就。记者采访一名县级老干部时，老干部向记者挨个回忆、评点了过去的七任县委书记，从他的评述中可见，那些真正对当地发展有益的理念、政绩，以口碑的形式留在当地民众的印象中，也有不少县委书记给当地留下的，是无用的政绩工程、“什么都没干”的印象。

　　多名受访对象向记者表示，县委书记贬多褒少，干事创业的舆论环境不是很好，时时有可能被置于风口浪尖。以至于，低调，成为不少县委书记不约而同的选择。

　　他们这样做也不无理由。在公众眼中，县委书记几乎是一个敏感词。

　　在一场公开述职中，时任县委书记的陈峰平讲道，有人举报他的家属在县上参与拆迁等工作，陈峰平在这种公开的场合提及此事，以表示自己有底气。但会后有市领导私下告诉他，以后这种事就不要在这种场合说了，陈峰平感到很悲哀，没有人相信。

　　陈峰平长叹一声：“我悲哀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没有人信任！没有人相信一个县委书记的家人会不攫利。连你的领导都不相信，还能有谁信？”

　　县委书记被污名化，往往让他们感到丧气。这既归咎于那些前腐后继的县委书记，不断给这个岗位抹黑；也不排除仇官心态，在舆论上引发的滚雪球式愤怒。

　　近年来，被查处的县委书记数量众多，甚至同一地方发生三任县委书记前腐后继的案例；有的带出一地窝案，牵涉人数众多，并且涉案金额巨大，动辄数千万。

　　但相比其他岗位的主要领导，县委书记被污名化似乎更为严重。

　　县城处于宏观与微观、城市与乡村的结合点，县委书记对于群众来说，相对容易接触到，群众有什么不满都容易算到县委书记头上。

　　县委书记权力大，且自主性强，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这样的权力往往容易失控，成为县委书记被人诟病最多的一面。(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对上，他需要对县域大小事情负责，是第一责任人；对下，他是众多矛盾的交织点，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没有退路必须果断去面对；在班子里，他需要协调、需要驾驭。可以说，在县委书记这个位子上，他不得不强势。

　　一个人与一地的政治生态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8月20日，安徽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一审获刑14年。他从政10年，平均每周受贿一次，给当地带来的余震是40多名行贿官员被免，其中大部分是乡镇和县直单位一把手。

　　这与皖北去年的毋保良案何其相似——县委书记毋保良落马后，牵连出100多名行贿官员被免职，不仅有乡镇和县直单位的一把手，当地四大班子部分成员也没能幸免。

　　这是一种“塌方式”的腐败。它表面是一把手“领衔”买官卖官造成的，深层次则是当地从政环境受到重创，政治生态恶化。

　　今年6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这其中，县委书记对一个县域政治生态的影响明显。当然，这种影响不完全是“晏金星式”恶化，也有许多是改善。

　　权力的“磁场效应”

　　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官员周海波个人的经验是，一个县委书记“烧的三把火”中，总会有一把与政治生态有关。“前任如果落马，肯定需要整顿风气；即便前任升迁或者平调，新书记面临的官场也多是人心涣散、一盘散沙，大家关注点肯定不是在做事上面，而是在等着洗牌。”

　　新任县委书记与县域之间有一个观察期、揣测期、适应期。这期间县委书记怎么做、怎么过，就直接影响整个县域的生态。

　　“县委书记在一个县里权力相对集中，他可以通过发挥权力的影响力来改变一个县的政治生态。”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官员周海波称，“这是一个发挥权力‘磁场效应’的过程，也要避免权力的扭曲。”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现在有些人专门琢磨领导好恶，当然也会琢磨新领导。”四川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仪称。新任县委书记如何对待下属的琢磨、奉承，就直接影响一地的风气。

　　蒙阴县委书记朱开国就在其群教活动个人对照检查材料中反思称，“在很多场合上把关不严，有时还亲自安排办公室提高标准或选择地点，吃一只烤羊、端一盆特色兔子头、调几箱刚下线的鲜啤酒，特殊客人还会准备几瓶茅台、五粮液、国窖。我这样，下面的同志心照不宣地模仿，甚至更加出格，助长了铺张浪费之风。”

　　他称，去年冬天，办公室的同志看到他肠胃不好，接待时准备了一些黄酒，不几天再到乡镇去，他们就准备了最好的女儿红，十斤一坛，比正常接待标准高出几倍，临走时还非要再往车上装几坛。

　　某县前任县委书记很喜欢打扑克，在他影响下，一度该县所有高档酒店的包间里都专辟一个打牌的空间，还只流行邻省的打法。“当时我们都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书记打电话’，一打电话就是打牌。”当地官员胡河称。

　　新任书记不喜欢这套，接待时一些官员还是习惯打打牌再吃饭，本来1个小时的接待，经常被拖到3个多小时。“有次新书记忍无可忍，一把夺过一名官员手中的牌，摔在桌子上。这之后，酒店的牌桌子都撤掉了，打牌风才算刹住。”

　　曾有学者总结过当下基层政治生态的十种“常见病”，其中四种都与用人相关——“不跑不送，原地不动”的潜规则、“能力不如关系”的关系学、“干的不如看的”的论资排辈、“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

　　“县委书记影响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人的导向、理念。”一名副厅级官员称，他刚任县委书记时，就专门调了一个当地官员做办公室主任，“这个岗位很特殊，我就是要传达出信任当地的官员的理念”。

　　用人不一定是要调整人。有些官员岗位没有变，但县委书记重用他，比如让他参加更多的会议、调研，交办更多的任务、工作等等，让他的影响力变大也能影响政治生态。

　　一名县级官员就告诉记者，该县新书记来了后，很多工作都交代给发改局局长和一名比较实干的副局长，调研也是二人都带上，对副局长明显是重用，这既符合规定，又能传达出“崇尚实干”的信号。

　　关键是自身要硬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最近在《人民日报》发文称，一些地方官员习惯用“我的……”代指“某县的”、“某乡的”。

　　这实际上是权力人格化的一种表现，从一个侧面表明，县委书记对一个地区政治生态的影响，不仅在于他做了什么事，更在于他自身品质的好坏。

　　毋保良、晏金星案发后，一些人将原因归结为当地政治生态不佳。余仪曾担任过三个地方的区县委书记，他反驳称：“政治生态不佳，不是自甘堕落的借口，更不是腐败的理由。县委书记也许不能改变大环境，但一个县域的小气候还是能把握的。”

　　前述副厅级官员就介绍称，他任县委书记不久，就有传言说他的亲戚在县里承包工程。

　　“如果放任不管，就表明我对原来政治生态某种程度的屈服、慢慢就会被同化。”后来他专门在大会上公开家庭信息进行澄清，“当时几个班子成员都不赞同，不赞同我也要讲！”

　　要做到这些还要抵得住诱惑，尤其是权力的诱惑。

　　曾被誉为“改革先锋”的江苏原睢宁县委书记蒋国星就是没有抵御住权力的诱惑，受贿80多万元，多次帮开发商“打招呼”接工程和催款，逼着相关单位在工程审计未过、财政拨款未到的情况下，发动员工集资付款。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自身硬还需强力扭转干部作风。

　　一名县级官员就介绍称，当初该县书记为了整顿干部作风，曾亲自带着挂职副县长、电视台相关人员到县城各个茶楼去抓赌。最后将县政协一名副主席、县委办公室的几名司机作为典型严肃处理，才使得作风略有好转。

　　欺上瞒下的不良风气也在一些县域存在。周海波就曾在大会上公开告诫下属“不要忽悠我”。

　　不久该县“三公经费”专项治理，卫生局前几任局长留下了一个大窟窿，这任局长怕得罪人不愿实报，准备自己内部消化。“我三次把材料打回去，让他们重新报。等于给了他三次机会，他都不改。最后只得叫纪委出面调查，给了处分。”

　　强势未必恶化生态

　　县委书记的工作作风，也会影响一地的政治生态。

　　当下舆论非议县委书记搞一言堂、家长制，这并不等于说县委书记不能强势、不能碰硬。

　　“强势”客观上是个中性词。县委书记的强势，是其独特的地位决定的。对上，他需要对县域大小事情负责，他是第一责任人；对下，他是众多矛盾的交织点，处于矛盾的风口浪尖，没有退路必须果断去面对；在班子里，他需要协调、需要驾驭。可以说，在县委书记这个位子上，不得不强势。

　　强势未必一定会恶化政治生态。周海波的切身体验是，“一把手领导要不怕死、不怕掉帽子、不怕背后捅刀子，才没有不敢碰的‘硬骨头’。”

　　前几年他所在县要关闭众多的小煤窑、小矿井、小化工。一次他检查关闭情况时，有人就拿着煤气罐过来，威胁说要同归于尽。“明地里是威胁、上访，背后就是有人说我是‘三门干部’，不懂经济，以后大家日子肯定好不了。你说怎么办？不碰硬、不强势，行吗？”

　　这些污染企业关闭后，“很多干部就说我霸道。我就跟他们讲，这不是霸道，这是‘坎到了脚边，我不得不迈’。大家也开始明白，我要的就是干事、干实事，以前一些官僚作风就收敛了不少。”

　　对于一地的政治生态而言，县委书记在哪些事情上强势、碰硬，就很不同。“如果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大手笔’，不顾客观条件搞‘政绩工程’，当然会恶化政治生态。”周海波称。

　　柔性也未必一定能改善政治生态。如果出于私心，无底线的妥协，看似平等，同样会恶化政治生态。晏金星就很“仗义”， 想要什么“帽子”就给什么“帽子”，当然前提是送钱。

　　“县委书记不仅要学会剪彩祝贺，还要学会怎样去面对委屈。”胡河称。县委书记既需要强势也可以柔性，既可以碰硬也需要妥协，这只是不同的工作作风，而且都需要。对于一地的政治生态而言，关键是看在哪些事情上强势，哪些事情上柔性。在谋事上柔性，在做事上强势，也未尝不可。

　　毒化的影响更久

　　县委书记对一地的政治生态的良性影响有多大、多久？数名曾任或现任县委书记均不敢断言。

　　“当年我整顿红包礼金的做法，获得了中央部门的肯定，但我离开后，这些做法都没有了。”一名以改革著称的县委书记称。他的继任者最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是“新一届”——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以此来划清界限。

　　还有一些改变在当时即遭到强烈反弹。

　　某省一名专家就曾很烦。一名县委书记在该省西部搞改革创新，推行电视问政，现场处理了一些官员，对当地的政治生态带来很大的震动。实际上，这一举措在全国已经不走在前列，但在该省还算有魄力。“我们单位就组织去做了一个调研，写了一个报告。”

　　谁知报告刚出，举报该专家与县委书记权钱交易的举报信就在该省漫天飞。“不仅我们单位领导人手一份，省里主要领导那里据说也都寄去了。”该专家苦笑称，“还好当时是领导带队，我只执笔，要不真说不清楚。”

　　据称该县委书记因为净化政治生态的一系列举措在当地得罪了不少人。“后来已经调到市里任市委常委，提名副市长的他，第二年落选常委，很快去了省直部门。不过他在当地群众中还是有很好的口碑。”

　　“政治生态有现象、风气、文化三个层次，一般最多到风气，文化层面阻力大，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上述专家称，一些县委书记改变政治生态也具有功利性，在初见成效后就立刻转向发展经济，“毕竟年终要拿数据来‘说话’”。

　　相反，县委书记一旦“失控”，给当地政治生态带来的冲击可能影响很久。

　　晏金星“卖官”所传导的错误用人导向和价值观加剧了当地政治生态的恶化。“当官就是跑官、买官、卖官、送官、保官，循序渐进。”泗县一名退休干部这样形容当地官场风气。

　　一名曾在腐败窝案后救火的县委书记介绍称，当时很多官员不是以是非来看待整个窝案，而“认为是运气不好。有人甚至怀恋落马的官员，认为他们管得比较宽，大家都可以浑水摸鱼，现在管紧了点，还觉得不舒服。”

　　后来该县曾开会让官员谈对窝案的认识，“基本都是敷衍了事，很少有认真反思的。”上述县委书记惋惜称，在当地，如果毒化已经深入政治土壤了，改变起来更艰难。(应采访者要求，周海波、胡河系化名)

　　习近平提出过自己心目中的“县委书记形象”，即尽职尽责、忠诚于党的形象，开拓进取、克难攻坚的形象，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形象和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的形象。

　　优秀县委书记怎么当？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要见贤思齐，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3月17日，在河南兰考，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这是他第二次来兰考瞻仰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先进事迹。200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曾专程赴兰考。当时，在与当地干部群众座谈时，习近平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县委书记，在我国治理结构中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历任诸多县委书记中，习近平总书记至少还表扬过另外两名县委书记：山东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福建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

　　习近平“点赞”的县委书记

　　习近平对县委书记这一岗位尤为关注。

　　2003年，他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中写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官’有多大？但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

　　在这个专栏中，他还点评谷文昌称，他在任时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这种“潜绩”，是最大的“显绩”。

　　谷文昌1955年起任东山县委书记。该地与台湾地区最近的距离不过几十海里，解放前夕4000多名青壮丁被抓去台湾，如何对待留下的老幼妇孺在当时成为一道难题。

　　在县委会上，谷文昌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共产党员要敢于面对实际，对人民负责。最终，东山创造性地把“敌伪家属”改成“兵灾家属”。

　　如今，“先拜谷公，后拜祖宗”成了东山老百姓的一个习俗。

　　2009年习近平称王伯祥是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以富民强县为己任，真抓实干，开拓进取，清正廉洁，艰苦奋斗……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赞扬。

　　习近平对曾担任正定县委书记，对如何做好县委书记，也有自己的理解。

　　早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就曾提出，“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至今，这句话仍广为流传。

　　2008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出席第一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县委书记培训班开班式时曾表示，“县委书记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一定要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对县委书记提出四点要求。第一，提高自身素质。第二，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第三，要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第四，要善于当好班长、带好队伍。

　　在讲话中，习近平还提出自己心目中的“县委书记形象”，即尽职尽责、忠诚于党的形象，开拓进取、克难攻坚的形象，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的形象和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的形象。

　　与此一脉相承的是，2013年11月，习近平在菏泽市座谈时，还特意给在场市、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他说，对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封建时代官吏尚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

　　要克服哪些通病

　　与这些优秀县委书记相对照，当下的县委书记是如何认识自己工作中不足的呢？

　　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结束。从这个活动中县委书记个人对照检讨材料以及民主生活会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梳理出当下一些县委书记的通病。

　　首先就是接地气不够。习近平所言的“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可能少有县委书记做到了。

　　“到白沙工作快五年了，但全县493个村庄还没全部走完，特别是南开、青松等边远乡镇的不少村庄尚未到过。”这是贵州白沙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严正在民主生活会上的自我批评。

　　山东蒙阴县委书记朱开国则在自己的对照检讨材料中写道，“有时以工作忙为借口坐阵指挥，自己出题目，工作人员做文章。下基层调研检查工作重形式，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如葫芦掉进井里，看似沉得深，实际还在水上面。”

　　不能否认县委书记是综合领导者、宏观管理者，协调各种关系要占县委书记工作的大部分时间，但县委书记仍然是基层干部，需要直接面对群众，需要实地获取一手信息。

　　急于求成，项目或者发展目标贪大求洋也是县委书记容易犯的通病，难说“功成不必在我”。县委书记需要抓经济发展，这既源于上面考核的压力，也源于下面的诉求，但发展经济需要走出狭隘的政绩观。

　　吉林农安县长王海英就批评该县委书记周贺：急于出成绩、政绩，露脸的活干得多，长远的活干得少！

　　这在现实中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一二三”式的口号——县委书记一旦做出部署后，总会要求“一年打基础、两年求突破、三年上水平”或者“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见成效”。这里面有部分原因还在于官员任期制难以得到严格执行。

　　吃苦和奉献精神逐渐减少。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就自称，“清房”切掉一间房子心里就不舒服；公务用车已经达到标准上限，并且事实上已经成了专车，还心安理得；为了锻炼方便，自己的住地让办公室配了一台跑步机；办公室和寝室的空调，整个冬天不让停。

　　抓典型、打造“盆景”、“亮点”也是群教活动中，县委书记反思或被批评比较多的问题。

　　王新军就称，为了快出形象、出好形象，在打造“盆景”、“亮点”上下功夫比较大……如县城西出口，是外地客人来兰考的主要出入口，我要求政府精心打造，投资1个亿……而县城通往农村的主要干道兰曹路，涉及全县三分之一人口的出行，路面损毁严重，群众多有怨言，却迟迟没有安排维修。

　　有专家告诉记者，这些通病不能都归咎于个人或岗位，县委书记怎么干，也与上面的“指挥棒”和整体的政治生态有关。

　　能容、能忍、能听

　　为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四川会适时评选优秀县委书记。如何才能评上优秀县委书记呢？以今年的评选结果为例，可见一斑。

　　经济发展成绩突出是一项指标，但并非绝对指标。本届优秀县委书记中，有的是人口只有十来万的“小县”书记、有的是经济数据相对不高的“弱县”书记，人们觉得会产生优秀的一些经济发展全省排位靠前的市，却“意外”地没有产生优秀。

　　在这个岗位上，没有那么多条件可讲。“你不能说你做了多少事，就要多少回报，不能说做事时这不具备、那受牵制。”一名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官员称，这个岗位还是要有担当。

　　彭山县委书记蔡刚当选本届优秀县委书记。他的评选材料中就提到，“顶住压力拆除岷江河道内近百家已经营近10年违建商铺，建成千亩滨江湿地体育公园，让市民有了休闲锻炼的场所。”这就是一种担当。

　　一个优秀的县委书记还要能忍、能容、能听。

　　能忍，就是忍得住寂寞。习近平认为，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

　　宜宾市翠屏区委书记李勇蔺先后担任筠连、屏山、翠屏3个县(区)党委书记近12年。在筠连县整顿矿业秩序、在屏山县抓向家坝库区移民迁建、在翠屏区进行旧城改造，这些都是铺垫工作的工业，也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工作。

　　他的个人感悟是，“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老是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就会失去干事创业的激情”。

　　能容得了复杂的环境，才能破得了难题。岳池县委书记李永平上任之初，面对腐败案件和换届带来的波动局面，在前任的基础上，响亮提出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很快理顺了情绪、稳定了人心，凝聚起了干事创业、加快发展的正能量

　　能听到、听进真话是本事，能概括各种意见中的真谛更是本事。

　　平昌300公里县道老油路已超期服役十多年，苦于无项目支持一直没能改造，成了名副其实的“民怨路”。2011年张根生担任平昌县委书记后，将这些怨言听进去了，“县道老油路改造是最大的民生工程，砸锅卖铁也不能让群众再受苦！”

　　2012年春节一上班，他就主持就召开老油路改造动员会，千方百计筹措资金6.5亿元完成了改造任务。不仅如此，改造中创新的“建管养运安一体化”做法，在全国农村公路建设上走到了前列。

　　当然，一个优秀县委书记最重要的是廉洁。缺少这一点，能力再强的县委书记也与优秀无关。

　　在外人眼里的“强势”、“风光”之外，县委书记也有着不为外人道的苦衷。

　　“三最”滋味

　　文_本刊记者 王巧捧

　　先后升任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以后，万维又先后两次临危受命，兼任县委书记。这两次，他都向组织提出，服从安排，但希望能早点调回来。

　　在圆满完成阶段性任务后，万维卸任，两个县委书记职务都只担任了1年多。

　　为什么？万维给出六个理由，“县委书记这个岗位，挑战性大、可塑性强；权力大、风险大；路口多、陷阱多。”

　　身为一地主官，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这份工作，内心有着什么样的苦乐滋味？近日，廉政瞭望记者走近一些在任或曾经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官员。

　　最感意外：“击鼓传坑”，坐不久？

　　“县委书记像土皇帝，那是过去了。现在一些县委书记都要当“缩头乌龟”了，土皇帝那是政治不成熟。”陈峰平感叹，“这是一个高压力、高风险岗位，不少人坐不久。”

　　社会经济的发展、稳定、安全、党风廉政……万维一口气数出一长串压力源和风险点，说任何一项工作都可能隐含风险。

　　曾担任县委书记的陈峰平介绍，要想改革创新，推动工作，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树立很多对立面，时间久了，矛盾积累，会造成一种高压锅局面。

　　另一方面，县委书记上任后会发现，前任可能会留下很多烫手问题，财政超前消费、牺牲环境和资源，留下没有实际价值的政绩工程，等等。

　　万维说，前任给后任留“坑”，而后任鲜有给前任“填坑”的，这导致矛盾长期掩盖，结果造成一个县“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到最后一届一届成了击鼓传手雷。

　　出于对风险的担忧，加之对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考量，一些县委书记干久了容易浮躁。

　　多名受访官员向记者揭示，如果县委书记本人浮躁，县上的干部也会渐渐变得复杂，工作局面被动。

　　“我老不走，占着位子，不讨嫌吗？”陈峰平笑称。这种情况下，“政治风向标会偏。”那些曾非常拥戴县委书记的人，会渐渐转向，很可能转去维护县长——下一任书记的有力竞争人选。

　　陈峰平任职县委书记的最后两年，主要将过去的一些工作进行常规性推动，没有再创新。“也有一种明哲保身的感觉，因为我改变不了。”

　　万维的话印证了陈峰平的上述说法。他说，现在，不少县委书记的政治生命都比较短，将走未走之际，干部的聚合力，会随着县委书记未来可能的升降去留而消长，甚至有人专门研究领导的走向。

　　万维还提到，县委书记被查处起来很容易。就算经济上没有问题，工作上都难免没有问题。如果严格按照各种制度、规定办事，处处受制，地方上要想发展，完全循规蹈矩，不闯线不越线，几乎做不到。

　　但随着各项规章制度的严格化，想要违规办事越来越难。诸如用地审批越来越难。这让县委书记的行权无形中规范起来。

　　但记者采访中发现，部分县委书记任职两三年后，多谋求调回市上，哪怕是平调到市级部门。

　　2013年9月，四川大学教授罗中枢的课题组，通过对446名县委书记和县长的问卷调查发现，县委书记和县长任现职时间平均3.25年，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整干满一届任期。

　　短期执政，加剧了“击鼓传手雷”的恶性循环。但仍有更多人对县委书记一职趋之若鹜。

　　最难把握：用好权、不滥权

　　万维更深的感慨是，县委书记权力大，面临的路口也多。

　　曾经担任县委书记的颜利对此深有体会，但他强调，“主要看谁用、怎么用这个权。”

　　万维认为，县委书记可能积极创新，也可能消极守旧；可能一心为民，也可能一心为己；可能抓大放小，也可能大小一把抓。

　　万维透露，县委书记如何抓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记本人。譬如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万维感觉，近10年来县委书记的权力更加集中。

　　“尽管有些地方试行一把手不分管人财物，但是所有的事情，不经过县委书记点头，下边的部门哪里敢做主？书记只需要说一句，‘这么重要的事怎么都不跟我报告？’限权的制度可能就被化解。”

　　相比之下，颜利的县委书记生涯比较悠哉。颜利给自己定的任务是：管理、监督、指导、督促。县委一旦做出重大决策，就交由相关领导负责。由分管副书记、副县长和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成立督查考核组，抓落实考核，半年汇报一次。颜利发现，效果显示，放权更能调动分管领导的积极性。“我也比较轻松。”

　　颜利认为，县委书记不能轻易表态，要依靠县委常委班子，不胡乱决策，不干预司法，才能用好权、做好事。

　　而县委书记在诱惑面前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行权的公正性。

　　陈峰平坦承，担任县委书记时，送钱送物的，有；投怀送抱的，也有。

　　他透露，上任之初，先是一名科级干部试探着送来一个红包。拒绝后，他听到一些议论，才发现干部之间会互相打听，“怎么样，这个书记送得出不？”他认为关键是慎初。否则，一旦开了口子，工作上自己只有被动的份了。

　　行权和廉政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县委书记的品质和选择，而决策方面，多个受访对象认为，除了上述县委书记个人因素，同时还难免受上级的影响。结果，有的县委书记专门投上所好；有的则有被逼无奈之感：“市委书记交办的，个别人明知违纪也得硬着头皮上。”

　　陈峰平透露，也有县委书记专门琢磨市委主要领导的心思、关注点，然后集中人财物打造典型。他分析，一些盲目的政绩工程，其实承担了两级甚至三级政府的寄望。“毕竟，上级也需要政绩的支撑点。”

　　他感叹，最大的腐败是决策腐败。一个县委书记的决策，是为了自身政绩还是为了地方发展，怎么去判断？

　　最头疼的事：人际博弈

　　颜利上任县委书记时，班子内有以原县委书记和县长为首的两派，总是针锋相对，尤其在是干部任用上，双方都力主提拔自己推荐的干部。颜利上任后，推行了干部票决制，表明一个干部的提拔或是免职，不是某个领导的作用，而是县委常委班子的决定。

　　颜利透露，在县级党政干部中，圈子问题普遍存在，处理各种关系，是县委书记们最头疼的事。而其中，与县长之间的关系，而更为微妙、复杂。

　　由于各自行事风格的不同，从采访中，记者得知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关系大致有三类：县长跟着书记转；默契分工，心照不宣；县长和书记对着干。

　　有些县委书记本身比较强势，工作中对政府工作“指导”过多，导致县长跟着书记转。

　　有些地方，县委书记和县长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分工。比如某地新区建设由县委书记负责，旧城改造矛盾较多，县长负责。形成一种默契的、隐形的权力边界。

　　有些地方县长能力、作风比较强势，书记协调起来比较困难。但真闹到水火不容地步的，还属个别情况。

　　对县委书记来说，与县级党政机关、部门的博弈，也考验技巧。

　　时任县委书记江时勤透露，有时开会，有的部门知道会上将要安排的工作有难度，找借口派没有资格表态的中干来参会。会上要求表态时，参会的中干往往说，需要回去汇报一下。

　　有些特殊情况不能不准假，怎么办？江时勤想了个办法，要求替会的人必须是副职以上，必须当场表态，不表态就代表同意，就要接受考核问责。这种从严管理的模式，如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人际关系很敏感，甚至一些正常工作也会让自己失去一些支持，但有时又不能不碰硬。陈峰平在改革中触动了当地部分人的利益，其中为代表的政协主席走到了他对立面，工作上处处反对、牵制。

　　协调起与市级部门的关系来，更加不易。即使万维以市委副书记兼县委书记的身份跟市级部门沟通的工作，也有同感。

　　县级与市级部门沟通，是向上办事，自然难上加难。万维说自己一般不出面为县上争取利益、协调事情，以免给人以利用自己身份的感觉。一旦遇到确实着急的事又难以沟通的，他出面请市级部门商量，对方表面客气，实际也不太买账，甚至遇到对方姗姗来迟、局面僵持的情况。

　　万维认为，县委书记是很难做人的一个角色，“对上级不得不恭敬，否则就可能被拿下或被边缘化。而工作中矛盾集中，下面做的错事、惹的祸事，再好脾气的都有可能发火。所以有人觉得县委书记是上恭下倨，其实也有自己的难处。”

　　陈峰平总结，做县委书记，不光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处理好前后左右各种人际关系。

　　协调、维护关系少不了经费支持。陈峰平称，任职县委书记时，他9.5万的工作经费没用完。但有的县委书记，学习、请客、送礼，提取的办公经费往往在十万几十万上下，有时一年下来随随便便都能花出去上百万、几百万，已涉嫌违法。

　　“协调各种人际关系有很多是出于工作需要，也有很多是出于个人利益。”陈峰平说。“但这样的县委书记毕竟是少数。总的来看，县委书记是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社会应该给他们更多理解。”

　　不过，即使已经离开县委书记岗位，陈峰平依然困惑地发问：县委书记以什么论英雄，干得好坏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县委书记要被提拔，基础的是位置，基本的是经验；重要的是年龄，必要的是空缺；想的是不出事，关键的是实绩。”

　　仕途“下一站”：顺境还是陷阱？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倾囊赈灾灾遂止，灾民旱民喜公喜。”这是清光绪年间，江津县令周学铭升任道员时，“联圣”钟云舫为其写下的诗句。周学铭在任虽仅1年，但倾力救灾，发展农桑，民声颇佳。

　　郡县治，天下安。拥有执掌一县的履历，不做事无巨细的“七品芝麻官”后，县委书记的下一站，能否拥有更广阔的舞台？

　　多升任党政要职，或执掌城市新区

　　执掌一县后，官员去向有无规律可循？廉政瞭望记者在我国东、中、西部选择了江苏省扬州市、江西省南昌市和河南省许昌市，四川省遂宁市和云南省保山市五地所辖区县，按一届5年倒推，梳理出了2010年1月时任县(市、区)委书记的30名官员“下一站”履历。

　　结果证明，县委书记无愧于含金量最高的正处级岗位之一。首先，经过块上工作历练的他们，熟悉基层情况，更具全局观念，通常较易升任，且升官后主管部门颇为重要。

　　记者发现，在30人中，从当时岗位“直升”副厅级职务的有17人，占57%。而经过短暂调动，最终升到副厅级及以上的5人，二者相加达73%。

　　1971年出生的费高云就是其中典型。2011年7月，他从江苏扬州仪征市(县级市)市委书记“跨市调动”到南通市，任市委常委、通州区委书记，不到2年，他就完成了再转岗(任市委组织部部长)、再跨市(调任常州市委副书记)等角色转变。2014年1月，费高云“4年连升两级”，当选为常州市市长。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这22人中，有14人转任(或过渡后转任)市委常委或副市长等要职。如时任许昌县委书记王堃如今已任许昌市委常委、副市长，分管国土资源、城建、交通等部门。多名县委书记升职前，还被安排短暂出任市委、市政府正副秘书长，以便熟悉工作。

　　其次，一些县委书记平级转岗后，个人仍会受到优待。如扬州市宝应县原县委书记林正玉2010年1月离任，履新市委党校党委书记不到3个月，就被明确为副厅级。而这一“优待”，其党校的前任并未享受。

　　类似的还有2011年9月，离任南昌市安义县委书记刚两月的黄俊，被任命为市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副厅级)。

　　事实上，市上重点打造的各类新区(园区、开发区)，也成了县委书记“扎堆”的地方——30人中，至少10人离任县委书记后曾到新区任职，不少人高配副厅级。

　　四川某市新区纪工委人士解释称，“新区”的特点就是“新”，建设项目多，协调任务重，维稳压力大，制度还不健全，人员还在磨合，当过县委书记的干部来，能“压阵”，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第四个特点则是，随着更多地方推行县委书记由省委组织部“直管”，跨市、省市交流任职开始涌现。30人中，就有4人摆脱了市内交流的模式。除费高云外，云南保山市普宁县委书记普朝辉也是一例。他卸任县委书记后，赴红河州任中级法院院长，现为省政府副秘书长。而南昌市兴义县原县委书记胡敏更由政界踏入学界，现任南昌工程学院副院长。

　　30人中，8名县委书记未升任，则有多种可能。如2010年任南昌市湾里区党委书记的戴晓明，如今任市发改委主任这一要职。

　　对时任南昌县委书记汤成奇而言，原因是确定的。2010年1月，他因贪腐落马，后因受贿近4000万元获刑死缓，下一站只能在监狱度过。

　　2011年5月，南昌市三大主城区区委书记分别被调任部门(管委会)副职，被指有人或与汤案有所牵连。此后不到1年，原为南昌市青云谱区委书记的熊桂金就因严重违纪被查，并因“192次受贿”等，领刑17年。其中不少劣行涉及其任区委书记时。

　　哪些因素会影响提拔？

　　与上述县委书记“下一站”总体特点相比，具体到个人，其所在县的分量，个人的不同条件，甚至突发公共事件等，都会对其仕途造成影响。

　　“基础的是位置，基本的是经验；重要的是年龄，必要的是空缺；想的是不出事，关键的是实绩。”曾任县委书记5年的王帆对廉政瞭望记者总结。

　　这其中，“位置”即所任职区县的分量。一般而言，执掌“大县”，在职务升迁时更有优势。“一是政治地位，如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有些人一去，就意味着迈入提拔的门槛；二是经济体量大，对财政贡献大的；三是重点发展地区，如新区和一些拥有国家重点项目的地区；四是当地发生紧急情况后去‘救火’的，干好了很可能提拔。”王帆说。

　　不过，如今少数市委驻地的区县主官稍有尴尬。一名区级领导曾告诉记者：“如今财政由省上直管了，土地卖完了财力也很有限，建新区时也分了三分之一区域过去，市委市政府很快要搬迁，我们已经连续三任书记没升上去了。”

　　县委书记如主政过多个区县，也将对其仕途加分。现任县委常委的刘宏宇曾看到过一份文件，规定副厅考察对象应至少拥有两个区市县党政正职经历，体现对“主干线”的重视。廉政瞭望记者发现，在上述升任的17人中，多人符合上述条件，如蔡全法在任许昌市人大副主任前，就历任该市襄城县县长、禹州市(县级市)市长、市委书记。

　　当然，并不是所有资历深厚的县委书记都能被重用，年龄也是一个“坎”。“我们原来规定，正处级满52岁不再提名为市委常委或副市长，现在虽说不唯年龄，也只是适度放宽，而且要有突出的业绩。”

　　刘宏宇还表示，县委书记的年龄“天花板”现象值得重视。“多数人从普通公务员做到县委书记已40多岁，干几年，50岁上下升任副厅已是上佳安排。在他眼中，还是既有年龄优势，又在职位上‘小步快跑’的县委书记更有竞争力。”

　　地级市所辖区县多少，对书记的仕途亦有影响。“区县少的，县委书记一职的含金量更高。如市发改委主任、财政局长，也愿意下来当书记。”刘宏宇说。而上述30人中，扬州六市县的5名“一把手”转岗即获升，南昌九区县书记转岗时无一晋升，或是一证。

　　县委书记要升任，“职位有缺”，自然是必要一环。王帆介绍，除了换届时，超龄和调走的腾出名额外，届中也有增补，省直管后，也有更多可能，不过，个人被选中的概率不高。他曾见过一个县委书记，因不愿过早到市政协任副职，后来苦于没有空缺，只好辗转于几个部门正职岗位。如今过了50岁的王帆，想的是先解决级别，此后再看能否“重回火线”。

　　除了落马，任内发生重大事件造成不良影响的，县委书记仕途也很不利。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处置不当的县委书记王勤就被降级。而在前述30人中，已到龙陵县任书记的“70后”杜春强，因在腾冲任常务副县长时，该县违法批地被国土资源部通报，杜也被保山市纪委监察局记大过。如今，他平调市级机关任职。

　　“组织考察时，对这些非常看重。”王帆记得，有一名县委书记甚至因为县上处理开发商与业主冲突不当，引起反映，没能通过考察。有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县领导在任期中后期，对安全生产、维稳等抓得更紧，在王帆看来不无道理。

　　“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实绩。”一名现任县委书记陈才说，现在考核虽然不唯GDP了，但GDP毕竟是最直观、可量化的评价方式。根据省上定的分类考核办法，当地被定为“重点开发区县”，经济发展仍是重中之重。

　　“每年的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挂钩，这就树立了实绩导向，总量、增速，这些东西拿出来能服人。”陈才不讳言，现在招商、项目等，都是他在推动。

　　而上述30人中，由云南昌宁县委书记交流提拔到红河州中院院长的普建辉或是一例。论在市内地位，昌宁不如腾冲、隆阳突出。普升职公示时，组织专门列出其工作实绩。其中不乏“推动新型工业化，夯实交通、水利、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描述。

　　警惕“仕途陷阱”

　　当上县委书记，为升迁增添了极重的砝码。但有少数人却为升官不择手段，掉入“仕途陷阱”。类似例子在县委书记贪腐案中并不少见，其作案的花样也在不断翻新。

　　2009年10月落马后，引得群众舞狮的湖南道县原县委书记易光明，就涉嫌“跑官”，这一过程中，其弟易光伟充当“经济人”。跑官的12万元，就是易光伟介绍的工程老板孝敬。

　　“我为官狂”，还可能拉低当事人的智商，曾任河南栾川县委书记6年，将其从贫困县发展为富裕县的张献会，就着了骗子的“道”。2006年前后，张献会认识了自称在京很有背景的许公民，能帮他升到副厅级，张于是索贿60万元给许作为“买官经费”，却石沉大海。

　　经此打击，张献会还不死心。“要定了副厅级”的他，决定“公款买选票”。

　　就在这年夏秋之际，张献会为争取副厅级实职，先后3次侵吞公款11万元，用于买购物券，给有投票权的人。包括7家医院有投票权的人员，及洛阳市市委、人大、政协有投票权的人院等，张最终被判刑17年。

　　同样想到这一招的，还有该省淮阳县原县委书记任连军。他甚至成立了贿选“领导小组”，竟一度得逞。但2012年7月初，履新周口市政协副主席不到2月，任连军就被“两规”。

　　据透露，任连军派出包括两名副县长在内的6人成立“贿选领导小组”，共从财政局划走了200多万元到县委办账户，随后向周口八县一市两区的200余名副处级以上干部行贿，平均每人1万元。

　　有时，官员掉入“仕途陷阱”，并不只为升官。如时任四川达县县委书记陈光礼，2007年换届时未获提拔，希望调任成都或回家乡绵阳任职，就收受老板唐某“借”的300万元。

　　而黑龙江明水县原县委书记吕岱行贿时任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则意在坐稳县委书记宝座。2001年3月，他到中央党校学习，得知马德也进京参加全国人代会后，马上给妻子打电话，让其带5万元火速进京。自然，上述当事人都难逃落马。

　　对避免落入“仕途陷阱”，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指出，县委书记要正确看待进退流转，做好本职的同时抵御住歪风的侵袭。此外，组织上也需按照“好干部标准”，构建让“有为者有位”的科学、透明的用人体系，不断增大‘群众公认’在其中的分量。

　　毋庸讳言，选人用人不透明，也是贪官掉入仕途陷阱的一个客观因素。“比如现在提拔干部，公示实绩和媒体报道中，都说的是他的‘绝对优势’。希望有一天公示时可以说明，与其他候选人比，他的‘相对优势’在哪里。”有专家告诉廉政瞭望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