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桌子边的电话、国旗和党旗，廖新波如今的办公桌上再也没有堆积如山的文件。就在两个多月前，当他还担任着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职务的时候，桌上的文件总堆得好像批不完一样。

　　从2004年担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开始，廖新波的职务10年不曾变动过。最近，他终于“升职”成了正厅级的巡视员，原本负责的医政与医改工作，一下变成了相对清闲的外事与监督。一次会议上，他不无惊讶地发现，只有自己一个正巡不是党组成员，同部门的几个副厅级巡视员都是。

　　面对空荡荡的办公桌，他笑称，这意味着自己在本职工作上“说不上话”了。

　　作为广东省卫生行政官员里少见的具有一线医院经验的官员，廖新波因他的博客以及微博账号“医生哥波子”而为人熟知。他发表过2468篇博文以及1.2万条微博，其中很大一部分讨论医改、针砭时弊，用词坦率得能把没有心理准备的人吓一跳，他在新浪微博上赢得了300多万粉丝。

　　“他说的都不是普通官员会说的话。”有人这样评论他。

　　一个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在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卫生部透露新医改方案“年内出台”，而“波子哥”则直接告诉记者“两三年内方案能出台就不错了”；第二天这话就上了报纸头条，上边是卫生部长的说法，下面是廖副厅长的反驳。

　　这一医改方案最终在2009年出台，还伴随着“医生哥波子”在博客里的一句“新方案没有兴奋点”。

　　还有一回，广州市时任卫生局副局长称，“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但廖新波在博客里写下了与此截然相反的观点：“看病是贵的！”

　　7月6日，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他的话也不减其尖锐：“其实，单价来讲，在中国看病不贵。但是在普通人看病没有保障的时候，10块钱也是贵的，有了保障以后，几十万也未必为贵。”

　　2011年一起杀医案发生后，“医生哥波子”在微博上说了一句更不像卫生厅副厅长所说的话：“要有尊严，别学医！”

　　“最近一个德国的教授说，中国医生把病人当作唐僧肉。那么，是谁，让医生把病人当作唐僧肉来对待呢？这是我常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在一个群体里面，过多的人做出有悖于正常伦理和道德水准的行为，是什么原因？就像一池水，怎么能干净？必须有一个生态系统，如果一条鱼死了，是鱼有病，如果很多鱼都病了，那是鱼的问题，还是放养或圈养鱼的方式问题，或者根本就是水有毒呢？”

　　事实上，廖新波真人看起来并没有微博上那么放松。他的办公室规规矩矩的，墙上挂着书法条幅，深色书架上放着一套套崭新的丛书；人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坐，俨然也是领导气度。熟悉他的人说，在医疗卫生内部系统的大会上，廖副厅长的发言，也不外是满口官话。在体制内，他也“识大体”，是一个绝对服从大局的人。

　　“很多人可能就一直‘屁股决定脑袋’，根据自己的职位选择要说的话了，但他不这样”，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教授评价自己的这位老朋友说，“他是一个不愿放弃自己理性思考的人，在职务之外，他有意识地以自己的医者之心去说话。”

　　这一点“不放弃”，让廖副厅长成为了网络红人“波子哥”。

　　外界很少区分什么时候是“医生哥波子”，什么时候是广东省卫生厅的副厅长。

　　而廖新波一直注意区分“波子哥”与“副厅长”这两种角色，前者可以畅快地在微博上与网友交流自己的观点，但绝不会接受网友在行政方面的投诉；后者按部就班地做本职工作，从不在单位内主动提及自己写博客、刷微博的事。博客与微博上发表的，始终只是他个人的思想。

　　到现在被调往闲职、“提前结束自己的事业”之后，他能撂下这句话了：“刚开始，很多人质疑我说是不是作秀、博政治资本，其实恰恰是件政治风险很大的事情，这在我开博客那天就已经预想到了。”

　　但有些话，他还是得站出来说：“医改最关键的是筹资的问题，你办医院，钱从哪里来？从患者来、社会来，还是政府来？如果政府办公立医院又不给钱，那还叫公立医院吗？跟你办的、他办的，有啥两样呢？”“这么明白的事情，为什么做不到？”

　　事实上，廖新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心知肚明：“‘医改深水区’意味着利益集团，这不是说某个人、某个团体，更重要的是部门，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在纠结着，这就影响医改。”

　　廖新波对这样的局面感到无能为力。他在官场上压抑下来的困惑，被微博上的“医生哥波子”说出来了：“我想用更普通的语言喊出来，呼吁出来，让更多人去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波子哥”的话虽然看起来大胆实在，但廖新波在背后小心翼翼地确保不明确指向乃至批评任何一人，同时也很少谈论他在卫生厅的工作。

　　庄一强记得廖新波并不为自己的直率而担忧。有一回他去省里开大会，当时的省委书记汪洋也在打听：“听说最近卫生厅有个副厅级干部说，医生误诊率达到五成？”廖新波主动自首：“不好意思，这话是我说的。”

　　那也是当时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的一句来自“波子哥”的大实话：一项研究表明，国内病人在第一次门诊的误诊率达到五成。

　　但汪洋看了看他，随即表达了理解：这是学术讨论。

　　即便是认识了20多年的老朋友，庄一强也觉得波子哥“不像一般的官员”。很多年前，他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第一次见到还是办公室主任的廖新波时，就被他揪着一直追问香港医院的管理方式。而这个英文很烂的家伙，在接见外宾时，还会不露怯地跳过翻译自己与外宾交流。

　　“他身上没有‘官气’，不是那种沉稳且滴水不漏的人。”庄一强说。2008年汶川地震后，廖新波主动请缨带领广东医疗队进入灾区。当地物资匮乏，医疗队在住宿区拥有的唯一一张床，都让给了队里的珍贵补给品——冬瓜和南瓜。想着要让队员们补充营养的他向撤走的老乡买下了一头猪，然后和另两个医生大眼瞪小眼。这些知识分子谁也没杀过猪。

　　最后还是廖领队凭着从前下乡时看老乡杀猪的一点记忆出手了。况且他还是一个干了30年的病理科医生，抱着“猪的大概解剖位置应该和人差不多吧”的念头，按“图”索“骥”地把猪给宰了。然后获得了一个“杀猪厅长”的雅号。

　　庄一强觉得廖新波这样的官员对广东官场产生的应该是正面影响：“老百姓最烦听官员说官话，但他们很愿意信任像他这样的官员。”

　　陕西商洛的山阳县卫生局副局长徐毓才从网络上见到波子哥说的话以后，买全了他所著的三本关于医改的著作：“他对医改有自己的思考，见解非常独到敏锐。性格也率真，看得出来，不是很在乎自己的位子。”

　　他没想到不久之后廖新波也转发了他的博客《新医改怎么会被折腾成这样》。

　　廖新波试图分开自己的两个身份，但逐渐发觉两者在生活中互相渗透。总有人不知怎么逃过了门禁，在卫生厅办公室里找到他，开口就是“青天”，要他帮着伸冤；另一方面，“波子哥”的名声逐渐在行业内变得难以忽视。有一回，卫生系统开大会，当时在主席台上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直接就对着台下喊：“廖新波来了没有？”然后叮嘱他，要在微博上多宣传器官移植，让老百姓更乐意接受这件事情。

　　对此他已经觉得很幸运：在广东官场上，被包容了这10年。从没人因为他的“大嘴巴”而去找他谈话。

　　毕竟，“体制内的支持就像一个男人的爱，是没法说出口的。”

　　“我后来了解了他早年在医院工作的经历，就更加明白他了。”徐毓才说，“他起步就是一个管理者，而不是一种官员的思维。也许像这样性格的人，也只能一辈子担任副职了。”

　　但廖新波的梦想并不是副职能够做到的：“我希望能在广东省内建设成全民免费医疗的体系，这是可能达到的。广东省很富裕，现在那些浪费在过度医疗上的钱，如果能投入到基层；如果促使医生下沉的机制能够建立起来，如果能对社会开放医疗市场——现在国务院已经从大政策里面作出了修改，加大对民营资本办医院的推动……”

　　但现在也只能就这么说说了。

　　最后一次参加其主管的医政会议之前，廖新波正在主持起草医师多点执业和促进社会办医两份文件。今年过年时，他甚至曾兴奋地在博客上写过一篇“医生多点执业规定(波子哥版)”。他相信，这两份文件是当前比较核心的推动医改的文件。

　　但未见文件出台，他就被升职了。

　　这时候他说了一句官话：“但愿后来者能够忠实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方针，把这两个文件推出去。”

　　组织上找他谈话来得突然，但也和颜悦色。尤其还强调了他一直以来在群众中反响和评价都很好，没有投诉，政审合格，这次晋升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10多天后，他就被升到了现在位置。最令他感到安慰的话来自母亲：“既然没那么忙了，就多回家看看。”

　　“其实，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对政策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庄一强说。

　　“怎么没有影响呢？”廖新波指指身后最显眼的来自两家市场化媒体的大奖牌，“我通过媒体影响了这么多人，两会的时候还有代表讨论我所提出的改革话题，这不是影响么？”

　　眼尖的网友发现“波子哥”变了：前几年说过“要有尊严别学医”这种“气话”的他，不久前在微博上号召年轻人，“为改变，勇敢报医吧！”

　　本报记者 黄昉苨文并摄

(原标题：“出位”的副厅长“出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