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青羊区信访局去年10月推出新举措，聘用访民李华成担任“信访调解室主任”，调解、抚慰访民情绪。信访局称李的上访经历令他更了解访民心态。

　　但这一创新只持续了4个月，工作的无力感、访民朋友的疏离以及意识到自己也是维稳对象后，李华成辞去了这一职务。

　　从访民到“信访官员”的距离有多远？在成都青羊区访民李华成看来，不过7、8米。

　　周二上午9点不到，李华成骑着破电动车来到青羊区信访局，在信访接待大厅排队登记。

　　“请依法依理处理我的问题。”向窗口的工作人员说完这句话，李华成转身来到大厅一侧、离登记窗口7、8米远的小办公室，在“李华成信访调解室”的牌子后坐下，从访民变成了“信访主任”。

　　这戏剧性的一幕，从去年10月一直持续到今年1月。

　　李华成是“资深”访民”，从2009年到2013年5年间，时常出现在信访大厅。这段经历为他赢来了这个“职位”——青羊区信访局认为他“了解访民心态”，并以每月800元的“工资”聘用他。

　　然而在办公室坐了4个月后，李华成和他的牌子从办公室消失了。他仍在周二出现在接待大厅登记窗口前，重新做回了访民。

　　“你让区里很头疼”

　　李华成最初上访只是因为征地款谈不拢，但在信访过程中矛盾的雪球越滚越大

　　李华成是在登记后接到青羊区信访局的邀请的。

　　2013年9月一个周二，青羊区信访局长解愚迎住走出了接待大厅的李华成，提议请李华成“来信访局上班”。

　　李华成的最初反应是“开玩笑吧。”

　　李华成是青羊区的“资深”访民。2007年，青羊区征用李华成7亩多承包地及附着物。由于拆迁方与李华成就土地上树木的数量未达成一致，因此未达成赔偿协议。

　　2009年6月，李华成承包地上的建筑物及附着物被强征。他开始上访。这一年，时任成都市长李春城大规模推进旧城改造，金牛区还发生了唐福珍自焚事件。

　　除了“记不清多少次”到区政府、市政府及省政府上访外，李华成几乎每年都“进京上访”一次。

　　最初的矛盾只是因为征地款谈不拢，但在信访过程中矛盾的雪球越滚越大。李华成从北京上访归来，青羊区公安分局以“非法携带证据”对其行政拘留，李华成认为此举违法；2011年，李华成的儿子报考军校，因为李华成的上访行为导致儿子政审无法通过；他甚至将路上遭遇的车祸视为相关部门的报复。

　　自我评价为“固执”的李华成将上述种种遭遇算成总账，他向青羊区政府开出了数百万元的赔偿价格。但被拒绝。有街道办领导评价李华成“钻牛角尖”、“漫天要价”。

　　李华成等村民被征用的土地，已建成一个占地千亩的高尔夫球场。通过申请信息公开，李华成发现球场没有获得成都国土部门批文。他帮助媒体完成了调查。

　　街道办一位领导曾跟李华成说：“街道办和区里好多人在研究你的问题，你让区里很头疼。”

　　“特别像主任”

　　区信访局称，选择李华成来调解访民是因为他的上访经历令他更了解访民心态

　　李华成不相信自己能成为信访局的“一分子”。

　　但过了几天，青羊区信访局专门通知李华成到局里。解愚和李华成谈了一个小时左右。信访局对李华成的工作要求并不复杂：他需要在每周二上午，即区领导接待日的时候，在信访接待大厅旁的房间坐班，只接待因为征地拆迁问题上访、有负面情绪的访民。每月坐班4次，月工资800元。

　　李华成回忆，解愚希望他在工作当中做到三点：给访民普法、讲道理；劝说访民尽量走司法程序；向访民传达信访局工作难做的苦衷。

　　6月23日上午，青羊区信访局办公室邹主任告诉新京报记者：“信访局聘请李华成，是觉得他熟悉土地政策、善于讲道理，上访的经历也使他了解访民心态”。

　　较之其他访民，李华成可以称为“法学专家”。2009年李华成从北京上访回来后被拘留9日。走出拘留所后，他花了数百元钱买了法律书籍，自学法律。

　　他在谈话中总不时流利地背出某法律的某具体条款。每次提到法律的名称，前面一定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7个字，以强调权威性。

　　李华成考虑到自己平时也要去区信访局上访；顺便工作还可以挣些钱养家。他接受了这份工作。

　　2013年国庆节后第一个周二，在窗口登记后李华成坐进办公室，开始上班。当天到信访局反映情况的苏坡街道办辖区访民薛明远记得，大厅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喊李华成为“李主任”。

　　一张长长的会议桌几乎占满了1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四面墙壁挂着访民送给信访局的红色锦旗，办公桌上摆着“李华成信访调解室”红底黄字的牌子。李华成坐在牌子后，薛明远觉得他“特别像主任”。

　　李华成接待访民很有一套：“首先，我会听访民倾诉，再依次从法、理、情的角度为他们考虑，结合自己的经历为他们出主意。”

　　新京报记者接触的5位曾被李华成“调解”过的访民都说，尽管知道李华成并没有权力，有些话也只是敷衍，但得知李华成的访民身份后，抵触情绪小，会认同他说的话。

　　苏坡街道办辖区另一位访民谭伟用“防弹衣”来形容李华成的工作。“他帮忙先安稳访民情绪，领导接访时，访民就没有那么大脾气了。”

　　在抚慰访民情绪的同时，李华成自己的上访一直没停。除了周二上班前在区信访局登记，他还不时到成都市和四川省信访部门上访。

　　“访民的问题我关心，我的问题则要领导关心。”李华成说。

　　“弼马温”

　　工作的无力感、访民朋友的疏离令李华成动了“离职”的念头

　　每周二，李华成都要接待四五个访民。李华成否认有成就感，相反，由于没有任何权力，李华成在调解时总有“无力感”。

　　谭伟第一次调解时，李华成将谭伟带到区领导跟前，说“请尽快依法依规处理他的问题”。但谭伟的问题始终未解决，直到现在。

　　接待访民时，信访局领导总是给李华成配个“秘书”，李华成发现，他说了什么，领导会很快知道。

　　唯一让他觉得高兴的是，他可以近距离向区里的接访领导和信访局领导提出建议，这在以前不敢想象。

　　尤为让李华成郁闷的是，一些访民觉得他被信访局“招安”了，许多认识的访民对他敬而远之。

　　2013年11月，文家街道办辖区的许娥芬到青羊区信访局上访。进入“调解室”后，看到坐着的“李主任”竟然是以前一起上访的李华成，许娥芬惊讶了半天。

　　李华成向许娥芬解释了相关政策，建议她走司法渠道。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许娥芬问。

　　“没有。”李华成回答。

　　“你自己屁股流鲜血，还给我们医痔疮？”许娥芬发了脾气。

　　工作的无力感、访民朋友的疏离令李华成动了“离职”的念头。2013年12月，李华成得知工资出自他所在的街道，名目为信访劳务费，“听说就是维稳经费”。这令他更为失落，此前他一直以为自己的工资是信访局发放的，这个消息令他感到“原来让我坐在这里也是维稳。”

　　6月23日、24日，新京报记者通过多种渠道、多次联系青羊区信访局及街道办，双方均未作回应。

　　此后有访民来调解室，发现是熟人李华成，觉得熟人好办事，但李华成冷冷地说“其实我是弼马温。”

　　今年1月，李华成提出“辞职”，2月份以后，再也没到信访局上班。

　　“你的问题适合上访”

　　李华成在调解工作后认识到，信访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

　　辞职后，李华成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他在荒坡种菜，间或打些零工，利用闲暇时间上访。走进信访局，再也没有人喊他“李主任”。

　　但了解李华成的人发现，“李主任”的经历让他发生了改变。在聊天中，李华成经常提到“国家发展”、“法律尊严”、“作风建设”等词句。

　　面对记者，李华成将至今不签补偿协议归结为：自己保护耕地的意识极为强烈。他还紧锁眉头讲述儿时饿肚子的经历。尽管不经意间，他承认了当初没有达成补偿协议，是觉得补偿款少了。

　　李华成说他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相信上访的作用了，“调解室”的工作经历告诉他，“信访只是为访民搭建了一个向政府传递信息的平台，并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

　　当初劝他“入职”时，信访局领导告诉李华成“尽量劝说访民走司法渠道”。但现实中，他试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问题却屡屡碰壁。

　　2012年李华成就自己的拆迁补偿问题向青羊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驳回后，他坚持向省高院申诉。一位省高院的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你的问题还是适合上访。

　　李华成只能继续“希望不大”的上访。

　　6月24日，星期二。信访接待大厅屏幕上显示，今日接访的是青羊区委统战部领导，接访时间为9点30分。

　　9点55分，迟到了25分钟的统战部领导来到信访局，李华成迎上前去打招呼。“我是李华成啊，文家街道办的。”

　　领导并没有停下脚步，扭头看了一眼，礼貌性的跟他说：哦，好的，排队吧。

　　一直等到了中午12点半，李华成最终没有被领导接访。

　　新京报记者 周清树四川成都报道

(原标题：老访民被聘信访主任 4个月即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