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耿雁冰

　　实习记者 张梦洁 北京报道

　　在北京朝阳区的金盏乡漂泊了5年的王倩(化名)，决定离开北京回老家。在她看来，北京的吸引力不再那么抢眼，而回家的诱惑更让她心动。

　　今年春节过后，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五环的金盏乡，租房子的广告随处可见，餐馆招聘员工的启事亦是屡见不鲜。

　　“过完年生意就不好，尤其是3月份最明显，营业额比去年同期减少近三分之一。”在此地经营7年的餐厅老板告诉记者，外来人口是金盏乡众多餐馆消费的主要客流，生意不好缘于这一带外地人口来北京的数量大量减少。

　　金盏乡是外来人口的聚居区，而其所属的朝阳区是北京外来人口占比最多的区。外来人口进京大潮明显减弱，朝阳区只是一个缩影。

　　据6月18日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北京常住人口每年新增规模均未超过60万人。

　　北京外来人口的减少，不仅仅是这些“寄居”在北京的外地人的个人感受。记者梳理北京市统计局近几年人口数据发现，从2011年开始，北京市外来人口增速一直呈现下降态势。

　　北京人口调控战

　　人口规模提前突破城市规划，一直是北京城市发展的心病。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中，除了以往都有的GDP、CPI等外，还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目标。

　　从2010年开始，为应对北京外来人口过快增长，北京出台一系列人口调控“组合拳”，对于外来流动人口，北京市实行“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

　　比如以业控人，意味着北京发展科技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2011年初北京市提出，将对小百货、小食杂店等17类业态提升审批准入，约涉及30万户商业主体、100万名流动人口。

　　“我们做调研时，也有感觉到，今年北京外来人口明显减少的趋势。现在有些外来人口慢慢回去了，有的人也在思考比较回去好还是来北京好？这是一个好现象。”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据他介绍，北京外来就业人口中，2/3都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住宿和餐饮、建筑业四大传统行业，其中，批发零售业就占到11.4%。

　　北京对外来人口调控除了户籍、居住证等刚性措施，清理低端市场、群租房以及上学门槛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外来人口来京。在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容纳就业人口众多的批发市场外迁悬局，就搅动着外来人口的心。

　　如果不出意外，外来人口持续减少这个趋势将在以后的几年中持续，加上未来经济形势不算乐观，逃离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冲动可能会越发强烈。

　　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市外来人口704.5万，比上年增加195.3万，增速为38.4%；2011年北京市外来人口742.2万，比上年增加37.7万，增速为5.4%；2012年北京市外来人口773.8万，增加31.6万，增速为4.3%。

　　外来人口逐渐回流

　　对于一部分外来人口而言，涌入北京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选择回老家的王倩心里有自己的算盘。“这几年家乡的建设也很好，工资和北京差不多，很多人都不愿意出去，就近找个活干，这样可以照顾家里，还可以挣钱，何乐而不为？”王倩对于自己离开北京的选择，满意地向记者说道。

　　实际上，近几年出现的外来人口回流趋势，源于城镇化和结构调整进入提升期。拉动外来人口回归的要素也在增强。近年来，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给予创业者资金、技术、审批等方面的扶持。

　　“城市的要素成本逐步提高，相较之下，地方政府政策的到位，比如各地出台的一些吸引农民工返乡的优惠政策，对农民种玉米、水稻都有补贴，从而拉动外来人口回归。”赵弘说。

　　在记者走访中，多数外来务工人员也表示，北京近几年的政策调整、经济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返乡。

　　6月6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据了解，对于户籍改革总的政策要求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显然，未来对大城市人口的控制将越来越严格，“我们的城市病是长期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导致。如果农民在土地外涌动，一方面会带来城市病，另一方面加剧农村土地撂荒、当地人才缺乏、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等很多问题。”赵弘告诉记者。(编辑 马娟)

（原标题：北京人口调控显成效 外来人口回流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