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广东省正式宣布已对省内多达866名“裸官”进行了任职岗位集中调整。在“裸官”这个词诞生6年之后，广东成为了国内首个公布“裸官”数量及处理情况的省份。

　　据此前《人民日报》披露的数据，东莞市在这次调整中涉及的“裸官”达到127人。

　　“这个事情很敏感。”6月6日，广东省公布“裸官”数据的当天，东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张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觉得“裸官”的事情新闻性并不大，而且容易被炒作。

　　东莞，这座毗邻香港的“世界工厂”，在年初因“扫黄”备受舆论关注。如今，走在东莞城镇的街头，仍不时能看到诸如“杜绝涉黄行为，净化社会环境”这样的宣传标语。

　　与“扫黄”的高调不同，“治裸”在东莞则要低调内敛得多。在东莞当地媒体上，找不到任何关于东莞治理“裸官”的只言片语，甚至在引述领导相关讲话时，媒体都会刻意避开“裸官”字样，表述改为“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张超也告诉记者，有关“裸官”的所有信息发布都需要通过广东省委组织部统一安排。

　　然而平静之下，“治裸”在当地官场引发的变动实则非常激烈。“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接受组织调整”，这成为所有“裸官”必须做的一道选择题。

　　7名镇党委书记、镇长为“裸官”，仅1人将家属劝回

　　东莞这次对“裸官”的摸底，是在今年2月。当时中央第八巡视组向广东省反馈巡视情况，指出广东一些地方“裸官”问题突出之后，广东开始了摸底。据媒体报道，这次对于“裸官”身份的确认，不止于自主申报，还有警方的介入。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这次摸底中，东莞32个镇和街道办事处有至少7名镇长、党委书记被查出系“裸官”，此外至少还有5名市直机关一把手被确认为“裸官”。12人中，仅有麻涌镇的镇党委书记陈建枝成功将家属户籍迁回。

　　公开资料显示，7名镇党委书记、镇长中，厚街镇镇党委书记钱超及樟木头镇镇党委书记麦广钦均选择了提前退休；长安镇镇长李海文则调任东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麻涌镇镇长袁国超任东莞市公路桥梁开发建设总公司党委委员；南城街道书记黎惠勤、东城街道书记黄为国两人的去向官方尚未公布，有媒体称两人被调任为调研员，但记者未能证实此事。

　　“李海文是2012年8月从凤岗镇镇长调到长安镇做镇长的，长安是东莞重镇，李海文又比较年轻，是70后，仕途看好，而东莞水投则是比较一般的国企。”一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告诉记者，如果不是李海文的调任，都没人会关注这家国企。不过他也表示，相比直接变为调研员，去国企可能还是稍好一些。

　　7人中唯一的例外是陈建枝——这位麻涌镇镇党委书记成功地把妻儿户籍迁回，得以留任。而此前，网络上曾有人举报陈建枝为“裸官”。

　　2012年年底，陈建枝就任麻涌镇镇党委书记。上任后不久，他就在麻涌提出了“五区九园六纵四横”的发展思路，其中“九园”的建设涉及3万多亩耕地的统筹，而九园之外，麻涌还计划投入3亿多元开展6个城市景观商业项目的建设。东莞本地一位媒体人评价称：“如果陈真的离任，将对麻涌的建设造成很大的影响。”

　　记者尝试联系陈建枝进行采访，对方在电话中答复称最近很忙，让记者找宣传部进行安排。记者此后又联系了麻涌镇的宣传部门，在提交了采访提纲后，对方回复称，采访的题材过于敏感，需要经过广东省委组织部的同意才能安排相关领导接受采访。

　　东莞市直属机关中担任一把手的“裸官”则分布在东莞市民政局、农业局、海洋与渔业局、口岸局及东莞市供销社5个部门。

　　其中东莞市口岸局、海洋与渔业局及市供销社3个市直机关的一把手，均被调任为本单位的调研员，而东莞市民政局杨东如、农业局局长黄贵田的去处则尚未被公布出来。

　　记者联系了东莞市农业局与东莞市民政局，市农业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黄贵田被调回了宣传部。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则表示，杨东如已经很久没来上班了，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记者拨打杨东如的手机试图联系，对方一直没有接听。

　　实际上，在职务变动公开之前，就有很多人感到了官员的转变。今年4月，《南方农村报》的一名记者在一场见面会上见到了当时还是农业局局长的黄贵田，在与在场的多名官员交换名片后，黄贵田不断摆手不愿交换名片，“他当时红着脸，说我就要退了，别换了别换了”。

　　至少有20名处级干部被调整

　　东莞“治裸”真正进入公众视野，源于《人民日报》5月29日的一篇报道，报道称，东莞全市在治理“裸官”的过程中，共调整了127名干部，其中镇党委书记、镇长6人，市直单位一把手5人，处级干部19人，科级干部及其他国家工作人员108人。

　　中国青年报记者还获得了一份因“裸官”被调整的东莞官员名单，其中处级干部共9名，该名单未涉及前述担任镇党委书记、镇长及市直属部门一把手的12人，以此计算，最少有20名处级干部被调整。

　　就在《人民日报》报道的当天，东莞市政府官方网站上公布了46名干部的任免信息，其中5人变为调研员，9人变为副调研员，官方并未公布这些任免的原因。

　　记者联系了其中多名干部，对方均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其中一名被从领导岗位调任调研员的官员告诉记者，自己并非“裸官”，只是正常职务调动，而他们所有关于“裸官”的发言都需要事先进行审批。

　　调研员是国家公务员的一种，属于非领导岗位，通常调研员对应县处级，副调研员则对应副县(处)级。对应级别的领导调岗至调研员，也是本次东莞调整“裸官”的通常手法。

　　前述记者获取的裸官任免名单中，被任命为体育局副调研员的体育局原副局长张仲林、被任命为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实业投资集团”)顾问的原董事长丁海潮以及被任命为东莞信托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原公司总原经理丁暖容，3人至今没有明确的公示信息。不过，在最近发布的新闻中，丁海潮的身份已变为东莞实业投资集团顾问。

　　成立时间不长的东莞实业投资集团，目前已经成为东莞市政府的重大投融资集团，负责统筹多个重点项目，影响很大。前述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告诉记者：“这可能也是丁海潮虽然不是党政领导，但也被拿下的原因。”

　　数百名干部因裸官被调整，牵动了整个东莞官场的职位变动。东莞市8名副秘书长，这次换了4个——两人被调整为副调研员，两人被调到其他市直机关任一把手。而在东莞市民政局，“一正二副”的三名局长职位均出现变动——正局长因为是“裸官”被免职，一位副局长被调任为本部门调研员，还有一位副局长升任安监局局长。

　　人员调动，本部门新老领导的交接变得异常微妙。一位参加了新旧领导交接宴的匿名人士告诉记者，交接宴的气氛很怪，虽然老领导仍坐在主位，但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失落，“要接任的那名副职敬了一圈酒，就是没敬老领导，到后半场，老领导也不怎么说话了，只自己闷着喝酒。”

　　“你以为只有你家在香港吗”

　　东莞官场最初感受“裸官”的寒意，源于东莞经济排前两名的虎门、长安两镇一把手的落马。

　　2011年10月，广东省委组织部公布了12名拟任市级领导职务人选差额考察名单，时任虎门镇镇党委书记的吴湛辉及4个月前刚刚卸任长安镇镇党委书记的欧林高均位列其中。

　　东莞市是全国4个不设市辖区的地级市之一，实行镇辖村体制，全市共有4个街道，28个镇。东莞32个镇街中以虎门、长安两镇经济实力最强。公布名单时，吴湛辉已主政虎门3年多，而欧林高则主政长安近5年。

　　这次公示时，吴湛辉被人举报为“裸官”。此后，吴湛辉、欧林高两人先后因经济问题被查，最终均被证实为“裸官”。更为巧合的是，这次公布的12名拟提拔对象中，还有这次摸底中被查出的南城街道党委书记黎惠勤、厚街镇镇党委书记钱超。

　　因为毗邻香港，历史上东莞又发生过“逃港潮”，很多东莞人与香港人有亲缘关系，这使得东莞人容易获得香港身份，东莞的“裸官”也较为普遍。

　　欧林高在落马后曾回忆，一次返港途中，他曾遇到同事，自觉十分尴尬，没料到对方却笑称：“你以为只有你家在香港吗？”

　　当地人告诉记者，很多东莞人获得香港身份是为了规避计划生育。此外，香港身份带来的教育资源也很受欢迎，让子女成为香港人在东莞十分普遍。

　　东莞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张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也有官员在结婚时，配偶户籍就在境外，“东莞的香港人这么多，你在结婚前对方就是香港人，这也没办法呀”。

　　一名本地媒体人也表示，自己的一位官员朋友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这次朋友没能把老婆孩子劝回来，被“一刀切”了。“想想还挺冤的。”这位媒体人说，“不过大部分‘裸官’都不怎么冤，境外身份转移财产很方便。”

　　对于很多人来说，想把家属户籍迁回来并不容易。东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司琪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称，在谈话过程中，有的是干部本人思想不通，有的是家属思想不通，有的干部带着家属来一起谈，在选择时很纠结。

　　规避计划生育也是官员让家属获得境外身份的重要动力。“很难迁回来。”前述熟悉本地政情的人士说，“都已经在香港超生了，横竖都是死，还怎么能劝回来？”

　　欧林高1992年将妻子送去香港，随后与妻子在香港生育了一儿一女。同样，吴湛辉也有两个女儿——2005年，38岁的吴湛辉有了第一个女儿，此后不久，吴湛辉将妻女转移到香港居住，而在吴湛辉落马后，他的第二个女儿也在香港出生。

　　吴湛辉因被举报为“裸官”而落马，这对东莞官场的影响深远。2013年1月30日，东莞市委组织部部长在谈到2013年的具体工作安排时表示，要实行职位限入和提拔限制，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干部，不得提任正职和党政班子、党政部门班子成员。

　　治理“裸官”的威力开始显现，但对“裸官”的处理仍留有余地。

　　2013年9月，原任企石镇镇委副书记的张仲林被提名茶山镇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并公示。茶山镇相对于企石镇来说，经济状况更好一些，但很快，张仲林就被举报为“裸官”，最终未能赴任，被调到了东莞市体育局任副局长。而网上关于陈建枝的举报，也是在2013年开始出现“裸官”的内容。

　　2014年年初，在中央巡视组点名广东的裸官问题后，“要么把家人迁回来，要么接受组织调整”的选择题被正式摆上了台面，东莞也开始进行摸底。

　　此前，国家一直有关于官员个人事项的申报要求，其中就涉及配偶及子女情况，但这一申报由于缺少外部监督一直备受质疑。据媒体公开报道，欧林高就曾向办案人员交代，“大家填表的时候，都是互相商量询问，随便填一点，如果组织不追究，就算过了关”。

　　高压之下，这次的摸底很难蒙混过关。最终，张仲林的职务再次变动，定格在了体育局副调研员。

　　除去接受调整或者迁回家属，也有人选择了辞职，原长安镇党委委员蔡向春就选择了这第三条道路，记者试图采访这位离开官场的“裸官”。

　　“你打错啦，我已经不是领导啦。”电话接通之后，他语气轻快地说了这么一句，随后便挂断了电话，仿佛一切已经与其无关。

中国政治“裸官”历程

　　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明确把配偶、子女出国、境外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

　　2009年11月，深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提出“裸官”不得担任党政部门正职。

　　2010年2月，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首次把监管“裸官”作为预防腐败局的工作重点。

　　2010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人事)部门书面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有关情况，在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时也要及时报告。

　　2012年，“裸官”高产区的广东省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

　　2013年2月25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选拔干部要“以德为重”，其中不得被提拔的6种干部即包括“裸官”。

(原标题：广东治“裸”风暴的东莞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