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对个人安全的危害，表现很清楚，主要是残害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邪教”对社会的破坏，是把他们的理念、秩序、纪律、权威、组织都置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公共秩序、法律、政府和各种团体之上，对法律肆意破坏和践踏。

　　●“邪教”组织敌对政府，敌对国家，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或现实的危害。

　　访谈嘉宾：王世洲（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邪教”的歪理邪说诱使教众仇视社会

　　1、新京报：从法律层面看，“邪教”组织如何定性？

　　王世洲：从目前的情况看，邪教已经很猖狂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什么叫做“邪教”，各国的说法也不太一样，但有一点得到普遍的认可，就是利用宗教学说，或类似于宗教的学说，来危害人权，破坏社会秩序，是具有反社会、反人类、反政府色彩的非法组织。

　　2、新京报：“邪教”组织有哪些特征？

　　王世洲：主要的组织特征有两个。一个是教主崇拜，主张对教主的绝对崇拜或神化崇拜，然后在此基础上对教众进行精神控制，以此摧残教徒的意志，最终完全无条件地听命于教主。

　　另一个就是非法特征，“邪教”组织具备法律禁止的基本条件。

　　3、新京报：“法律禁止的基本条件”怎么解释？

　　王世洲：我认为主要表现在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方面。

　　从被动的意义上讲，就是对教众进行控制时所使用的异端邪说，让教众仇视现实的社会秩序，经常导致教众消极遁世，消极厌世，还容易导致大规模的厌世自杀。

　　从主动的意义上讲，“邪教”的歪理邪说很容易诱使教众仇视社会，藐视法律法规，从而走上组织犯罪活动，进行反社会、反政府的道路。同时，“邪教”组织利用歪理邪说攫取金钱。

　　这些，在本质上，与其他犯罪没有太大区别。

　　“邪教”组织要求崇拜的教主是现世的人

　　4、新京报：对于公众来说，“邪教”组织总有某种神秘色彩，并因此带来一些恐惧心理，为什么会有这种神秘色彩？

　　王世洲：“邪教”组织的社会危险性，还表现在对外是封闭的，对内是教主至上的，这样就有了封闭性、诡秘性和结社性的特点。所以，“邪教”组织是一种秘密结社。

　　5、新京报：既然“邪教”组织利用宗教学说，那么和正常的宗教有什么区别？

　　王世洲：在偶像崇拜方面，“邪教”组织要求崇拜的教主是现世的人，同时把现世的人神化为现世的神，这是和正常宗教中的偶像崇拜最大的区别。

　　在组织体系方面，“邪教”组织都有严密的组织体系，等级森严，并且实行的是强制洗脑、各级管制的残酷统治。而正常的宗教往往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并且教徒之间是平等的。

　　6、新京报：正常的宗教让人虔诚，而“邪教”组织则往往带有欺骗性，大家的这种印象对吧？

　　王世洲：是，在终极追求方面，“邪教”组织没有终极追求，常见的是以实用主义的个人利益为目标，教徒也大多抱着实用的目的，比如所谓“为了家人安好”“强身健体”“特异功能”之类。这样一来，组织者可以借机敛财。

　　而正常的宗教是倡导信徒排除物欲，排除外界的物质刺激和诱惑，将此作为最高目标，从而超越自我，达到精神超脱和境界升华。正常的宗教是教育信徒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并且它的戒律大多和世俗的道德、法律是相吻合的。

　　在社会功能方面，“邪教”组织总是把人引向道德沦丧的、愚昧混沌的状态中，而宗教总是积极地把人的思想行为引向文明社会的道德之中，这是“邪教”组织和宗教最重要的分水岭。

　　“邪教”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

　　7、新京报：“邪教”组织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哪？

　　王世洲：根据我国的法律，“邪教”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犯罪集团，这个说法一般是被承认的，所以“邪教”组织的危害性，是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对个人安全，一个是对社会安全，一个是对国家安全。

　　8、新京报：对个人安全都有哪些危害？

　　王世洲：“邪教”组织对个人安全的危害，表现很清楚，主要是残害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一般来说首先是把残忍的手段肆意伤害信徒和反对邪教的人，就以此次山东招远的事件为例，就是因为索要手机号码，对方不给，所以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往往就会采取残忍的手段来伤害乃至杀害。

　　“邪教”组织的教主，一般往往都说自己有特别神异的能力和灵验的方法来保护信徒，这样就巧妙地剥夺了信徒维护自身健康和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当然，还包括利用各种手段强奸妇女等。

　　同时，危害性还表现，一方面是对信徒的人身控制，非法剥夺人身自由权。另一方面，剥夺组织成员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用形形色色的歪理邪说，对信徒进行心理控制和洗脑，让他们成为邪教的精神俘虏，改变信徒原有的人生观，改变传统的社会公德，让信徒对家庭丧失基本的责任感，丧失对事业的进取心和追求，产生精神颓废，意志消沉，在精神层面成为一个“废人”，从而成为对教主言听计从的精神附属品。

　　由此，还带有对个人财产的侵害，教主千方百计欺骗教徒，让教徒心甘情愿把钱财都交给“组织”，并美其名曰“奉献”。

　　9、新京报：对社会安全的危害呢？

　　王世洲：“邪教”组织的产生，本身就是以反对社会道德和社会秩序为基础的，然后对现实社会持否定态度，并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堕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需要他们来拯救。因此，他们把自己的理念、秩序、纪律、权威、组织都置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公共秩序、法律、政府和各种团体之上，对法律是肆意破坏和践踏，而对邪教的批评者、揭露者、反对者，轻则进行人身攻击，重则加以残害。严重者还会制造事端，冲击国家机关，扰乱正常的工作生产教学秩序，有时还会胁迫教徒集体自杀。

　　10、新京报：记得你几年前曾出版过《危害国家安全罪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作为国内唯一从国家安全层面探讨邪教的专著，其实也是把邪教组织的危害性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对吧？

　　王世洲：对，“邪教”组织往往容易成为境外反华势力的利用工具，或者说是敌对势力的打手，二者相互勾结，在历史上都有这种例子。比如反动会道门，就曾被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利用。

　　作为境外反华势力在境内的代言人，“邪教”组织敌对政府，敌对国家，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的或现实的危害。

　　新京报记者 高明勇

（原标题：“邪教”组织的“三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