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不聊生”错在哪(人民观点)

　　——转作风干部要有积极心态之一

　　本报评论部

　　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赢得的是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生

　　没了公款吃请，没了储值卡消费，吃粽子得自己买——对置身“体制内”的一些干部而言，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意味着又一次在“寡淡”中体会“清新”。

　　自八项规定以来，这种转变日渐成为“新常态”。广大群众从中看到了希望，许多干部也由此卸下了包袱，不用再因送往迎来疲惫，不用再天天被酒精考验，不用再为坚持原则苦恼，关系简单了、环境单纯了、心态轻松了。

　　但也有一种不同声音，认为福利减少了、行动不自由了，当公务员“越来越没意思了”，甚至产生“官不聊生”的牢骚，以至于有媒体预测，新一轮“官员下海潮”或将到来。

　　古人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坐好车了，不敢上酒店了，连办公室也要挤一挤了，这确实让一些干部不那么适应。用权的紧箍咒多了，违规的成本变高了，“摊上事儿”的风险加大了，也确实让一些人觉得“为官不易”。

　　然而，规范干部“吃、住、行、游”的桩桩件件，哪一项管得过分、管得过度了？用公款送年货节礼，应该吗？公款吃喝奢侈浪费，不该管吗？铺张挥霍、劳民伤财，能行吗？转作风的各种要求，不过是让领导干部守住底线、坚持原则、不要违法乱纪而已，还不到“为官不易”的程度，更没到“官不聊生”的地步。

　　有干部“吐槽”：干得挺多、挣得太少，没有点额外收入，不来点体外循环，拉不开栓。平心而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务员工资也应该水涨船高。然而，“工资低”的抱怨，并不能成为灰色收入、隐性福利的借口。还要看到，取缔不合理收入，恰恰是增加合理收入的第一步。只有工资和收入统一了、规范了、透明了，公务员的真实收入才不至于雾里看花，给公务员涨工资才会得到社会的理解。

　　相比于“低收入”焦虑，一些人“官不聊生”的慨叹，还在于“高风险”用权。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 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在任何时候，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使用、用之何处，最能体现执政者的追求。如果把本不该有的特权剔除就感叹“为官不易”，把超标滥配的待遇归零就抱怨“官不聊生”，我们的觉悟和境界体现在哪里？我们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彰显在何处？

　　从这个角度，“为官不易”的形成，恰恰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态；“为官不易”的感叹，则对应着以往“为官太易”的扭曲。说白了，正是因为在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工作作风上缺乏足够的束缚，让一些人对不正之风习以为常，误以为这就是“当官”的应有状态。如果还想着“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随着转作风深入持续推进，失落实属必然；如果只信奉“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风险不可避免；如果不懂得“畏法度者最快乐”的道理，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痛苦还会加大。

　　为官发财，应当两道。习近平同志多次告诫领导干部：“如果觉得当干部不合算，可以辞职去经商搞实业，但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心正心灵，则业勤业精”。公职人员之所以是特殊群体，就在于其是“公共人”，而不是“经济人”。斤斤计较于物质利益、苦心孤诣于一己之私，根本不适合进入公职人员队伍。不从思想上解决好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问题，不具有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从古到今，为官者的价值都承载于奉公为民上，体现在民意口碑中。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郑板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追求，焦裕禄“我们当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讲究吃穿，应该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情怀，至今令人感佩、给人启迪。找准了自身定位，明确了价值所在，学会在约束中工作，习惯在监督下干事，我们摆脱的是名缰利锁的束缚，赢得的是有理想有价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