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京籍未成年人，现在更通俗地被称为北京“移民二代”的少年们，已是北京未成年人犯罪的绝对多数

　　法治周末记者 陈霄

　　3名非京籍的光背少年几尽残忍地痛殴另外一少年，相关视频在网上流传，蹿红，北京警方30个小时破案。

　　几乎在与此引人关注的网络事件发酵的同时，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13年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工作报告》(也称白皮书)，对过去一年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统计数据、原因剖析及相关建议作了详细陈述。

　　发布会全程没有提及上述网络事件，关于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那应当是下一次的年度报告重点研究的对象。但是，两者的关联性显然不仅仅是时间落差，报告显示，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同样引起了司法部门的特别关注。

　　非京籍未成年人，现在更通俗地被称为北京“移民二代”的少年们，已是北京未成年人犯罪的绝对多数。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近年来的数据已经一再印证。

　　据北京高院未成年案件审判庭庭长赵德云介绍，在过去的一年，法院判处的未成年人罪犯人数有所下降，共1053人，同比下降约15%。

　　“总体上看，五年来，全市少年法庭判处的未成年罪犯人数呈下降趋势。”

　　赵德云称，去年北京法院依法妥善审理了一批重大敏感案件。他专门提到了一度备受关注的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因部分被告人身份特殊、案情敏感，一度成为网络点评率在全国排名第一的案件”，两级法院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办理，“得到网民的普遍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法治周末记者拿到的白皮书里称，在过去的一年，北京未成年罪犯“四高”特征依然明显：男性罪犯以及16岁至18岁年龄的罪犯都高达九成以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罪犯接近80%，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较高，占65.3%。

　　报告没有提到犯罪主要集中的类型。据北京市一基层法院少年庭法官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未年人犯罪比较常见的是故意伤害、盗窃、抢劫、寻衅滋事等案件。

　　赵德云专门介绍说，2013年侵害未成年人性权益的犯罪形势严峻，这类案件占全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统计显示，侵害未成年人性权益的刑事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比例较高，约占80%；二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子女易遭受性侵害；三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相识程度高，常利用师生、老乡、邻里等关系，接近被害人实施作案；四是犯罪手段比较隐蔽，多采用哄骗、恫吓、威胁等手段，对未成年人进行精神控制。”

　　出自“问题家庭”

　　北京高院调研发现，几乎每一个“问题少年”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

　　报告称，大部分未成年侵权人或罪犯的家庭存在过分溺爱、姑息纵容的情况，有的监护人甚至与孩子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此外，单亲、离异重组等结构不稳定的家庭子女更容易出现偏激、矛盾、失望、仇恨等情绪，严重者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外来流动未成年人通常工作、居住、生活不稳定，一旦陷入就学、就业失败或者缺乏生活保障等不利境地，往往会增加违法犯罪的几率。”

　　报告特别注意到了非京籍“问题少年”的监护缺失问题。

　　尤其独自来京谋生的未成年人，他们过早地脱离了父母的监护，远离家乡，“在巨大的经济落差和物质诱惑中容易迷失自我，走上犯罪的歧途”。

　　审理案件的法官发现，他们常常难以跟这些被告人的父母取得联系，因为这些父母本身也常年在外打工，或处于离异分居状态，不愿意承担监护责任。

　　“这既影响未成年人相关诉讼权益的行使，也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矫治。”赵德云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教授看来，导致外来人口犯罪的两个最主要原因：一是大城市里的犯罪机会更多；二是外来人口各方面受到的歧视产生的失衡感。

　　皮艺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虽然城市的防控手段比农村要强得多，但由于经济差距大，犯罪的机会也更多；而外来人口也会受到一系列的社会歧视，例如没有当地城市户籍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例如经济地位不同受到的歧视以及现实中司法不公导致的歧视。

　　“我们不难观察到，现实中如果一起案件发生，在来自农村的孩子和来自城市的孩子中，往往来自农村的孩子更容易被怀疑，更容易被抓到看守所，更容易被判刑。”皮艺军说。

　　“会有相对剥夺感，他们(来自农村的孩子)认为他们同样有一双手，同样努力工作，却仍与当地人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一系列的歧视和不平衡感使他们更容易倾向犯罪的天平。”皮艺军分析说，“他们觉得这样做(犯罪)，他们也丧失不了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占绝对多数，并不是北京高院刚刚发现的现象。

　　作为长期研究青少年犯罪的专家，皮艺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北上广三大城市，外来人口犯罪占70%至80%以上，已成为一种常态，多年如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此前统计过2008年至2011年4年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发现非京籍的占比接近70%。2012年，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披露的数据也称，该检察院办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非京籍比例达到七成。

　　相比前几年的数据，2013年的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稍有下降，但仍占据北京未成年人犯罪的绝对多数。

　　北京高院今年的报告还关注到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即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子女更容易遭受性侵害。

　　这也与监护的缺失有关。报告显示，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大多是外来打工者的子女，因为他们的父母忙于生计，无瑕照顾孩子，犯罪分子有可趁之机。这与他们是违法犯罪的多发群体的原因一样——在京打工的父母鲜有时间花在他们身上。

　　量刑的不平等也是现实存在的，不过在近两年已逐渐有所改进。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长杨畅曾向媒体解释说，过去北京法院对未成年人罪犯慎判缓刑，主要原因是北京的社区矫正机构不接受非京籍的矫正对象，而未成年被告人的户籍所在地又不具备矫正条件。自2012年北京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之后，这种现象才改观。

　　2010年，北京高院少年庭的三名法官撰文提到过这一问题。文章称，受限于各种原因，当时全市法院在刑事案件中开展社会调查(指对未成年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在校情况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调查)的对象主要局限于北京户籍的未成年人，而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可能成为对未成年人量刑的重要参考依据，这一缺陷会间接导致对北京户籍与外地户籍未成年人量刑、特别是适用非监禁刑方面的不平衡。

　　到2012年时，媒体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已得到改观，例如当年北京门头沟法院非京籍未成年人犯罪判缓刑比例已达到三分之二，北京西城区法院这一比例也在一半以上。

　　户籍平等方能治本

　　在调研中，北京高院发现，北京对于外来流动未成年人的信息管理尚未完全做到一口采集、多口使用、互通共享，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统计口径不一、底数不清的现象。

　　对于已有不良行为纪录、处于犯罪边缘的外来流动未成年人，北京也没有早期干预和有效的监督管控措施。此外，由于缺乏必要的引导和帮教，刑满释放的外来流动未成年人容易再次犯罪。

　　就此，北京高院建议，加强对流动人口租住房屋及所在社区的监督管理，将外来流动未成年人纳入信息监管、早期干预和帮扶安置范围。例如，以社区、街乡为单位为外来流动未成年人登记建档，记录其就学、就业情况等。

　　针对未成年人权益容易受到侵害的问题，北京高院还建议探索建立防止虐童等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强制报告”制度，即当知悉或有足够理由怀疑儿童受到父母、教师或他人的虐待、体罚等伤害时，必须及时举报或报警，知情不报者应受到惩罚。

　　目前已有司法解释规定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强制报告义务，但北京高院少年庭的法官认为，对虐童等侵害行为的强制报告义务也是大势所趋。

　　皮艺军认为，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外来人口犯罪率高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治本之策无非是推动户籍间的平等；治标之策需多关注外来人口进城以后的就业和子女受教育等待遇问题，消除各种歧视。

　　“我估计(大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率)70%以上这个比例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也有加剧的可能。现实中已出现了未成年人团伙犯罪的势头，加剧的话，最后极可能成为黑社会，应引起重视。”皮艺军说。

（原标题：奶西村少年的苦乐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