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扶贫开发如何扶真贫、真扶贫？——直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

　　新华网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林晖、崔清新)“2012年农村贫困人口的数据是否准确？”“依据的标准是什么？”“怎么走出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

　　12月27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气氛热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此举行联组会议，就国务院关于农村扶贫开发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常委组成人员提问抓住要害，不断追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思考，答得认真。

　　贫困人口数字准确吗？

　　“扶贫办的报告称，2012年底农村贫困人口近1亿，并指出这个数据是通过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推算得出的，这就让人对这个数据的准确性产生了怀疑，不清楚这个数据是依据什么标准得出的？”王明雯委员的提问单刀直入，事关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基础。

　　“谢谢王委员提出这么专业的问题。”履新不到两个月的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解释道，这个数据是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抽样调查而来。国家统计局有一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长期以来相对固定，在全国的857个县、7400多个行政村中，每个村中选100户，也就是登记调查7400个农户的有关情况。

　　刘永富说，如果真正把农村的数字每年进行统计汇总，操作起来很难，成本也很高。现行方法应该说是科学的，国际上也普遍使用，每年就按照统计法的规定，由国家统计局发布实施。

　　他同时坦承：“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并不是说没有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平均数掩盖了矛盾和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中央的要求，研究制定国家统一的扶贫对象的识别办法，做到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

　　如何遏制“哭穷戴帽”现象？

　　“一些地方政府要政绩的时候戴‘富帽’，要利益的时候争戴‘穷帽’，把‘贫困帽’当作宝贝，这样形成贫困—扶贫—贫困依赖—贫困陷阱的恶性循环。”辜胜阻委员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部分地区存在争当贫困县怪现象：“如何走出‘年年扶贫年年贫’的怪圈，从‘输血式扶贫’走向‘造血式扶贫’、让‘减贫摘帽’代替‘哭穷戴帽’？”

　　问得精彩，答得坦诚。

　　刘永富坦言：“重点县有点类似于身份的划定，凡是进入重点县的，不仅可以拿到扶贫资金，而且可以享受到多项的政策支持，对贫困地区、贫困县加快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帮助作用。所以一旦当上贫困县，群众不愿意退，干部也不愿意退。”

　　刘永富认为，“哭穷戴帽”除了有“好处”以外，更重要的是政绩观和考核体系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个问题，一是改进贫困县的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GDP向主要考核扶贫工作成效转变；二是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瞄准扶贫对象，而且这个对象必须是贫困户而不是贫困县；三是开展调查研究，制定重点县退出的正向激励措施；四是开展试点探索重点县的退出机制。

　　如何确保扶贫开发投入更有效？

　　“中央有关部门有没有考虑加大对特殊贫困地区扶贫攻坚的资金支持？”马志武委员对江西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罗霄山特困片区的发展非常熟悉。他介绍，当地如果修建一个交通项目，地方政府要配套的资金约占三分之二，这种状况在当地财政本就薄弱的情况下难以为继。

　　“您提的问题在我们的扶贫工作中比较普遍，往往是要求下面配套资金的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晓滨回答说，但从现在开始，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特殊落后地区，县以下不再要求资金配套，这项政策已经按照计划在执行。

　　财政部部长助理胡静林补充道，我国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资金支持由三方面构成，一是由扶贫办、财政部分管的专项扶贫资金，二是专项转移支付，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三是一般性转移支付。

　　“但即使这些加起来，对于我们所面临的扶贫任务和要解决的贫困人口来说还是不够的。”胡静林说，未来要继续加大投入，要更多地撬动社会资金去贫困地区投资办厂，发展经济，要把资金用好，改善资金使用效益。

　　如何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治贫先重教，发展教育是减贫脱贫的根本之举。陈秀榕委员最关心的是如何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享受同等的教育，从教育上来解决治本脱贫的问题。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回答说，教育部门目前通过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等学校工程、义务教育保障经费、营养餐改善计划、恢复一批农村教学点、把优质资源通过远程输入到贫困地区、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等一系列举措弥合教育差距。

　　鲁昕介绍，教育部还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了《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到2020年使贫困地区的儿童发展整体水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争取通过从父母、家庭到学校、政府、社会建立一个儿童关爱的全覆盖保障网，使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生得好、长得好、学得好，还能就业，从根本上解决治本脱贫问题。